中国科学院专家称，中国少儿人口出现绝对数大幅度下降趋势，妇女总和生育率明显低于正常人口生育更替水平，已出现严重的“少子化”。为应对此趋势，以及随之到来的社会老龄化，应对现行生育政策进行调整，实行从“一胎政策”到“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的软着陆。（《经济参考报》11月26日） 

    虽然从统计数据上看，我国的少儿人口确实在大幅下降，确实会引起人们对老龄化社会和劳动力短缺的忧虑，进而产生对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担忧，这是可以理解的。加上人口变迁对社会发展影响具有滞后性，未雨绸缪，现在开始思考我国的人口政策的调整，也是应该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需要立刻对现行人口政策进行调整。 

    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主要依靠五大红利，一是人口红利，提供充足的劳动力；二是制度红利，不断解放生产力，提高生产积极性；三是全球化红利，摊低成本，扩张市场；四是要素红利，土地、资源等生产要素的配置；五是教育红利，提高劳动力的科学文化素质。目前，我国经济发展，这五种红利都发挥了作用，但贡献最大的还是人口红利。 

    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曾有一个论断说，存在二元结构的国家，必然会经历一个从劳动力过剩到劳动力短缺的过程，其中的转折点，就是人们常说的“刘易斯拐点”。现在我国人口出生率、自然增长率都呈现下降的趋势，人们不禁担心“刘易斯拐点”在我国还有多远，甚至有学者推测我国的劳动力人口增长率，将在2015年前后进入零增长，从而出现“刘易斯拐点”。 

    “刘易斯拐点”可怕吗？如果我们在某种思维定势下思考，它确实很可怕。研究发现，在既有的发展模式下，“刘易斯拐点”必然会带来经济衰退。和一般经济危机不同的是，人口收缩期将至少持续15年，比历史上任何一次经济危机都漫长。目前我国主张应尽快对现行人口政策进行调整的学者，基本上都是以此为根据的。但是，他们忽略了问题的实质，那就是如果改革现有的发展模式，逐渐由粗放型、规模型发展模式向精细化、集约化发展模式转变，“刘易斯拐点”的魔咒并不是不可以避免的。 

    因此，思考我国的人口政策，有必要摆脱基于数量基础上的人口红利的固定思维模式，在人口的质量上下功夫，在制度、生产要素、全球化资源配置等方面下功夫。比如，在教育红利方面，研究就发现，制造业的职工受教育年限每提高1年，劳动生产率就会上升17％；如果职工全部由初中学历提高到高中学历，劳动生产率将提高24％；提高到大专学历，劳动生产率可以再提高66％。又如制度红利，其作用我们可以从我国经济特区的发展变化深刻地体会到。无论是宏观层面的就业制度、户籍制度、养老保障制度等，还是微观层面的企业治理，我国的制度改进都还有很大的空间。 

    从我国长久发展的角度考虑，增大制度红利、要素红利、教育红利、全球化红利的紧迫性，显然要比基于数量基础上的人口红利更重要一些。如果我们过于追求基于数量基础的人口红利，将增加我们对追求制度红利、要素红利、教育红利、全球化红利的惰性。因此，我国人口政策需要调整是毋庸质疑的，但调整的内容和实施时机需要反复斟酌，现在就谈结束“一子化”时代，恐怕为时尚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