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将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三审的《广告法（修订草案）》，规定可在烟草制品专卖点室内发布烟草广告，烟草制品生产者亦可向销售者发送烟草广告。“对于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只要留下一个口子，烟草业必然千方百计冲决堤坝，使烟草广告成为滚滚洪流。”对于零售终端不限制烟草广告的方案，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盐城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沈进进表达了自己的担忧。

　　■烟草广告必须全禁

　　“如果烟草零售点不能放在禁止之列，禁止烟草广告和促销将流于一句空谈。”沈进进说，当前烟草业利用法律漏洞或监管空白，大肆进行烟草广告和促销，特别是烟草零售点。此外，烟草企业还假借“社会责任”为名，赞助教育、体育、文化和其他事业，实质是在进行烟草营销，诱使更多人吸烟。

　　烟草制品专卖点包括专卖店、形象店、示范店、超市、商场、食杂店、便利店、报亭等各类公共场所。目前，全国的烟草零售点有540多万个，且这些零售点密集分布于学校周边。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王陇德说，我国1994年制定的《广告法》规定的禁止烟草广告的范围仅限于“广播、电影、电规、报纸、期刊”5类传统媒介和影剧院等4类公共场所。因此，多年来不但烟草户外广告、变相广告远未能禁止，且随着互联网、移动网络等新兴传播媒介的出现和迅速普及，烟草广告、促销日臻泛滥。

　　沈进进说，在《广告法（修订草案）》二审稿的列举中，扩大、增加了所禁止的烟草广告的媒介、形式、地点以及所允许的烟草广告需要满足的条件。然而，二审稿虽有进步，却仍未能跟上法律和实践的发展需要。

　　“如果这个口子一开，将为工商管理部门执法带来无数矛盾。因为《广告法》禁止了室内、室外公共场所的所有烟草广告，但烟草专卖点是公众可以进入的公共场所，且无处不在。”沈进进说。

　　如今，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在我国已生效9年。其中第13条明确要求，各缔约国应在《公约》生效后5年内禁止所有的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下转第2版）（上接第1版）

　　对此，代表委员纷纷表示，禁止烟草广告最佳也最有效的方法，只能是明确“禁止所有的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不能留有任何余地。

　　王陇德提出，在“全面禁止所有的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的前提下，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中还应增加以下内容：禁止户外设置烟草广告；禁止利用烟盒包装做广告；禁止烟草企业以支持慈善、公益、环保事业或企业社会责任的名义，或者以“品牌延伸”“品牌共享”等其他方式进行烟草广告宣传和促销；禁止烟草企业以任何形式冠名，进行烟草广告宣传和赞助活动；电影和电视剧中不得出现烟草的品牌标识和相关内容，不得出现不符合国家有关规定的吸烟镜头。

　　■控烟立法要走出“画饼”困境

　　据了解，虽然《公约》在我国已生效9年，但履行《公约》的法律保障环境仍旧缺乏。《公约》第8条明确要求，缔约方应采取立法等措施以防止在室内工作场所、公共交通工具、室内公共场所等接触烟草烟雾；第11条要求烟草包装采用带有图形警示的标识；有关条款明确规定应保护未成年人免受烟草的危害。但到目前为止，我国还没有制定全国性的无烟环境法律法规，尽管部分省（市）有一些地方法律法规出台，但缺乏有效监督执行。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中医科学院针灸所副所长杨金生特别关注二手烟问题。他建议，国家层面首先应尽快出台《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明确什么是公共场所，实行刚性执法，将控烟工作与机关事业单位年终考核挂钩，与单位一把手政绩挂钩，对控烟不利的单位实行一票否决。

　　记者了解到，目前除学校、医院、政府机关以外，企业单位、旅游景点、公园车站、公共交通工具、体育场馆、商场宾馆、餐馆酒店等公共区域仍未作为重点场所开展控烟工作。

　　据悉，截至2014年年底，我国已有16个城市立法控烟，覆盖近1/10人口。杨金生认为，从国家层面立法控烟的时机已经基本成熟，他建议将《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列为国务院一类立法计划，尽快颁布。

　　此外，由于缺乏执法主体和监督环境，有法难依也是我国控烟工作面临的一大困局。据北京市爱卫会有关负责人介绍，目前该市控烟面临监督执法人员严重不足的情况。“市爱卫办只有1个人在管控烟；各区（县）爱卫系统管控烟的都是兼职，实际上只有半个人。”北京市常住人口中，15岁以上吸烟者有188万人，与此相对，监督执法力量只是杯水车薪。

　　沈进进指出，从实践执法情况来看，控烟立法法律实施效果非常差，执法不严的现象非常普遍。公共场所经营者、管理者对违法现象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很多地方十几年来没有开出一张罚单，执法难成为阻碍控烟工作前进的又一大难题。他提出，控烟立法要走出“画饼”困境，应当多措并举，公共场所的拥有者、经营者等单位和个人，必须顾全大局，减少部门利益，形成执法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