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身说“病”,更能助人
发布时间:2014-12-02      来源:

  ◎北京患者 老董

  我的上辈人就到了北京,说得上是个土生土长的北京人。1977年恢复高考后的第三年我考上了北京一所名牌大学,毕业后有一个不错的工作。入党、提干、出国留学。28岁我娶了个漂亮、善良的媳妇,后来又有了聪明的女儿。但是我从年轻时就感觉自己对同性有着特殊的感觉。生活、工作都是别人羡慕的对象,但是性取向的不同,让我不幸染病。2000年初一张病情诊断书让原有的生活变得灰暗。那年底我被诊断感染了艾滋病。

  当时整天想的就是怎么死,同室的病友先后有两个都走了,那种感觉真不是滋味。后来在北京地坛医院医护人员的帮助下走出了痛不欲生的心理低谷。可那时国家还没有治疗的药物,每个月靠吃进口药,花费要六七千元。好在2003年以后国家有了免费抗病毒药,情况大不相同了。

  医生说,我是各种药的副反应都在身上出现过,看着真痛苦!我却认为,痛苦,并不是疾病带来的折磨,而是歧视和羞辱。我作为曾经因为药物副反应急诊住进一家综合医院而受到歧视的病人,一跟人谈起那段往事,眼睛忍不住充满泪水。我特别感慨:只有在北京地坛医院的北京红丝带之家,我才可以说自己是个艾滋病病人。到现在十年过去了,孩子已经大学毕业工作了,找对象了,那我也不能告诉闺女自己到底得的是什么病。因为我不敢想象孩子得知父亲是个同性恋、是个感染了艾滋病的病人,那时会怎样?

  感染艾滋病后,我辞了工作,再不和单位有任何的往来。家还在,可我实际上早就和妻子分室而居。所有的生活来源就是妻子的收入。后来通过北京红丝带之家的培训,我获得了北京红丝带之家咨询员的资格。要说什么时候最高兴,我说,就是轮到自己到红丝带之家值班的那天,接听患者的咨询电话,为新感染艾滋病的患者进行心理疏导。我的现身说“病”,帮助了不少新的感染者,其中不乏和当初自己一样每天都在想“找个绳儿上吊”的新病人,能够帮助他们重新找回生活的勇气,心里真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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