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刘启安 王玉林）

    杨旭教授，留美学者，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博士生导师，湖南省肝病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国内著名肝病专家。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对肝豆状核变性进行系统研究。是我国为数极少的肝豆状核变性专家之一。

    夏末的一个晚上，记者慕名专访了他。

“都是铜惹的祸”

〔记者〕 杨教授，肝豆状核变性这种病似乎很少听说过，它到底是怎样的一种病？

〔杨旭教授〕肝豆状变性又称威尔逊病，是一种常染色体隐性遗传性铜代谢障碍性疾病。该病的发生，形象地说“都是铜惹得祸”。铜是人体不可缺少的微量元素，对生命有着重要意义。但是，过多的铜可对人体造成严重损害。人体每天通过进食摄入一定量的铜元素。正常情况下，过多的铜从胆汁排泄体外，以维持体内铜元素的相对平衡。而肝豆状核变性却因遗传缺陷而致铜排泄障碍，首先造成肝脏铜蓄积过多，过多的铜从肝脏溢出，最终沉积于脑、肾等其他器官。所以，肝豆状核变性患者除了经常出现肝脏和脑的病变以外，还可导致肾脏病变、溶血、肌肉和结缔组织损伤、心肌病、内分泌疾病等。总之，该病的罪魁祸首在于铜。

“中国不少于4万例患者”

〔记者〕这种病的发病率怎样？相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它的绝对病人数大致有多少？

〔杨教授〕肝豆状核病变属于临床少见疾病。研究表明，该病欧美发病率约为15-30/100万，我国目前还没有该病准确的发病率统计数据，但大多数学者认为，中国的发病率高于欧美。也就是说中国肝豆状核变性的绝对患者将不少于4万例。这是一个庞大的人群，是我国最重要的几种遗传性疾病之一。早在1932年，中国就有该病病例的报道。此后，一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该病在中国的研究进展缓慢。目前，中国共有该病相关文献1570余篇，报道该病病例8000余例，其中绝大多数是1980年以后发表的。对于中国医生们来说，该病的研究依然任重道远。

“误诊率几乎百分之百”

〔记者〕据说肝豆状核变性的误诊误治率极高，是那些因素导致这种现象发生？如何防止这些现象发生？

〔杨旭教授〕我国肝豆状核变性的诊断治疗状况目前尚不能令人满意，一般文献报道误诊率40%～80%。而以肝病首发的误诊率几乎达到100%。10多年来，我亲自诊断182例肝豆状核变性，除1例没有误诊外（因为首诊的医生正是我），其余181例来我院前均有被误诊误治的历史，短则数月，长则10年。导致这种情况发生的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我国至今未将肝豆状核变性纳入高等医学教育内容，致使医学生和一般医生对该病缺乏必要的基础知识，而本病是少见病，许多医生从来没有见过这种病，缺乏临床经验和警惕；二是该病临床表现非常复杂，没有特有症状体征和特有的实验室检查方法，客观上为该病的确诊带来一定的困难。很多病人因为误诊而延误了最佳治疗时机，给医患双方都留下了终生的痛苦和遗憾。

    要防止误诊误治的发生，首先要开展本病的继续教育，各级医生都应掌握豆状核变性的基本知识，提高肝豆状核变性的认识和警惕。在这个基础上做好可疑病人的筛查。我认为：对不明原因的转氨酶增高、肝脾肿大、慢性肝炎、肝硬化、暴发性肝衰竭（特别是合并溶血性贫血者）；不明原因神经病、精神异常，特别是合并肝病者；不明原因的关节疼痛、肾病、月经失调等，都需要考虑肝豆状核变性的可能性，进行肝豆状核变性筛选。同时要开展肝豆状核变性的科普宣传，使大家了解一些肝豆状核变性知识，有可疑症状，及时就医。

“治愈率已达95%”

〔记者〕肝豆状核变性能治愈吗？

〔杨旭教授〕关于本病的治疗效果，在许多医生心目中存在一个很大的误区。许多人认为本病需要终生治疗，药物副作用大，肝硬化、神经病不可逆，本病不能治愈，长期预后不佳。一般文献也认为，如不及时进行肝移植，暴发性肝衰竭、失代偿期肝硬化100%死亡。其实，这主要是由于诊断不及时、治疗不正规、治后不监测、治疗不坚持的结果。从理论上来说，本病发病的原因是体内铜蓄积过多，只要将过多的铜清除，就可以不发病，而我们目前已有多种可以清除铜的药物。我个人的临床经验也充分证明，本病是完全可以临床治愈的。经过10多年系统的研究，我院已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治疗方法和监测管理制度，近3年来该病的临床治愈率已从27%提高到95%。可以肯定地说，只要能早诊断、早治疗、正规治疗，本病的预后是非常好的，他们可以正常的学习、工作、结婚、生育，患者的寿命和生活质量与正常人没有不同。经过10多年180多例病人观察，我可以非常有把握的说，绝大多数肝豆状核变性肝硬化，包括失代偿期肝硬化不需要肝移植，肝硬化可以完全逆转。即使是风险极大的暴发性肝豆状核变性，也不要轻易放弃内科治疗，有条件的病人可做肝移植准备。

“人类研究此病已近百年”

〔记者〕当人们讨论肝豆状核变性历史的时候，有哪些成果值得我们永远记取呢？

〔杨旭教授〕早在1902年，就有人发现了对该病有重要诊断意义的角膜色素环。十年后的1912年，英国著名病理学家、神经病学家威尔逊发表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论著：《进行性肝豆状核变性：合并肝硬化的家族性神经性疾病》，从此，肝豆状核变性这一疾病为世人所知。此后，近一百年来，医学科学家们不断有了新的发现：1948年揭开了铜代谢序幕；1950年，开创了药物治疗该病的历史；1952年发现了患者血清铜蓝蛋白降低，建立了本病第一个特异性诊断试验；1956年发现了排铜作用更强的青霉胺；1961年开始锌治疗该病的历史；1969年发现驱铜新药曲恩汀；1985年开辟了肝移植治疗该病的新途径；1987年，建立影像学诊断该病新方法；1993年肝豆状核变性基因克隆成功，阐明了本病的分子发病机理，建立基因诊断方法。可以说，百余年来，人类在不断地探索该领域，并一层层地揭开它神秘的面纱。

“我们正在进行世界上该病第一次大规模系统研究”

〔记者〕您今年60多岁了。我们听说您依然每天清晨6点多就到病房，晚上10点才回家休息，十几年如一日风雨无阻。您孜孜以求的目标是什么呢？

〔杨旭教授〕世界上已有肝豆状核变性的论述很多，但系统的、大规模的研究还没有人进行，诊断和治疗方面还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国内外著名的做肝豆状核变性研究的医生几乎都是神经科的，而肝病科的医生做本病研究的少之又少。现在看来，本病肝脏方面的问题更常见、更复杂、更重要。10多年来，我已检查铜蓝蛋白1800多例，尿铜600多例，驱铜实验300多例，K-F环300多例，肝铜300多例。这一系列来源于临床的实验数据，是我从一个一个病人积累起来的。为了保证实验数据的绝对准确、可靠，我自始自终亲历亲为，亲自动手。通过大样本资料，我们阐明了K-F环、铜蓝蛋白、血清铜、游离铜、尿铜、驱铜实验、肝铜、WD基因检查等试验方法的临床意义和判断标准。至今，我们已建立了182名患者的资料库，患者来自14个省。我们对患者跟踪时间最长的已达17年。据我所知，美国的Brewer是世界上独自诊治肝豆状核变性病人最多的医生，他共诊治了250多例；我已诊治182例，相信再等2年，我的病人数就要超过他。国内外文献都认为，暴发型肝豆状变性患者除肝移植外，几乎是100%的死亡。但是我们自2005年以来已连续成功抢救了6例，仅今年就有4例，他们现在健康如常人。这种成功是令人鼓舞的！为了提高我国肝豆状核变性的临床水平，我们的肝豆状核变性实验室已正式向全国开放，我主编的国内第一部《肝豆状核变性》专著也已于2006年正式出版，近年我经常到全国各地讲学。我们的研究获得了国家和部、省的支持，得到了国内外众多同行的帮助。我给自己确定的奋斗目标是：通过大规模的系统研究，把目前通用的定性诊断发展为更加科学的、客观的、100%准确的定量诊断；建立个体化驱铜、长期随访监测的病人管理制度，临床治愈率达95%以上。再有两年左右的时间，我们的研究成果将会问世。

〔记者〕谢谢杨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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