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菊楼笔记》代序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谭谈

    认识启安大概是上世纪80年代后期的事情。卫生部主办的《健康报》副刊要出一期湖南版，任务落到了他的头上。既是副刊，就离不开作家。他找到我，说做个专访。那时，我的小说《山道弯弯》正红，他说：“就写个《寻寻觅觅在山道》如何？”我一听，觉得可以。就这样，我们相识了。时间真的过得很快，一晃20多年过去。如今，我算是称得上老了，启安也不再年轻，头上有了许多白发。

    我们是地地道道的君子之交。可以三年不见面，一年不通电话。却彼此一旦想起对方，电话一打，大事、小事都可直言相谈。也是上世纪80年代后期的事情，我参加职称外语考试交了白卷，又写了个《赶考记》引起文化界的共鸣。不久，收到启安的信。信中自然大大地恭维了我一番，随而，笔锋一转，又愤愤然写道：“我们这一代人太背时。要吃饭时没饭吃，要读书时没书读，要结婚时要晚婚，要生育时要计划生育，人到中年要文凭，如今又要考外语！”信中他还告诉我，他考得似乎比我好一点儿。因为，他将试卷上的“OK”译成了中文的“好”字，算是没交白卷。

    这样，我才知道他和我有着一些相似的人生经历。他也是13岁失学。失学后，走村串户卖过豆腐，也带着弟弟、妹妹起早贪黑地编织过草包，自然也过早的泥一脚、水一脚地干过插田、扮禾之类的农活。和我不同的是他父亲当过教师，且是旧时乡间少有的高中生，算得上半个读书人。这就让他有机会从小读了家里的藏书。他告诉我，少年的他只要看到书就心里痒，就想读。乡间的夏秋季节蚊子特别多，他就点盏油灯躲到蚊帐里读。有时家里没有煤油了，他就上山砍些松节，用铁丝编个笼子装上，点燃挂在土墙上当灯读书。一夜读下来，满脸熏得墨黑。这样的搞法终归影响了砍柴、放牛和出工之类大大小小的正事，也就难免要挨些父母的责骂。久了，他父亲觉得这孩子不是务农的料，一咬牙，拜个乡里郎中送他去学医。这一年，启安15岁。其时，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正搞得热闹。他则白日务农，晚间读书。那应该也算得上是一道人生的风景：乡间的土屋里，如豆的油灯下，有一个少年夜夜苦读。他后来说：“搭帮我父亲读过书。”

    一个人少年时的经历，往往会影响其一生。启安的少年生活是艰辛的，受过许多磨难。这就养成了他勤奋、吃苦的韧性。他说他从小就做文学梦，一心向往的是写文章。以他初中一年不到的学历，这梦做的也实在不容易。幸运的是他18岁参加了工作，当了一名年轻医生。后来，又调到机关当秘书。且通过自学，成为全省最早一批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毕业生，算是圆了大学梦。早在30多年前，他在湘潭工作时就开始业余文学创作，并有小说、散文屡获地方文学奖。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他奉调湖南省卫生厅，组织上本来安排他给厅长当秘书，又是为了那个文学梦，他执意去了报社当副刊编辑。就这样，几十年下来，他一直在写，无论忙闲、顺逆，他都一直在写。他说：“长梦不醒！”又说：“还在梦里！”

    一个人有梦总比无梦好。那梦里的世界总让人多出些陶醉和激情。前些日子，启安给我来电话，说想出个上、中、下三卷的集子，书名叫《醉菊楼笔记》，他这无事连电话都懒得打的人，一来电话就请我为他的《醉菊楼笔记》作序。其实，近些年来，我很少为朋友写序了。但我没有拒绝他。20多年的交往，我应该算是比较了解他的一个人。他有着普通人都有的一些毛病和弱点。而且，一生不愿求人，总觉人一求人，自矮三分。用他自己的话说：“情商不及格”。但是，他重情、率真、实在，只要你平等待他，他就会成为你可以掏心掏肺深交的朋友。这也可以从他作品中塑造的一些人物性格上得以窥见。启安一生没有离开过医学界，他笔下的人物大都是心慈心善的医务工作者。他将自己理想中的美好人间，化作作品中一个个人物的真善美。文如其人。启安其人，可算真正的性情中人。

    启安一直尊我为师。我也一直把他视作自己的朋友。

    我希望他的文学梦成真。

    是为序。

                                                        2010年3月于长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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