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书先生背微驼，白发，长须，写得一手好字。早年开了间塾馆，塾馆就在他家的西间厢房。馆里常有弟子八九人。老书先生就每日“之乎者也”地教着些《论语》、《百家姓》之类。弟子中有顽劣的，便欺老书先生近视，上树掏得鸟蛋，将蛋黄抹在他的座凳上。他一屁股坐下，不觉。一堂课下来，弟子们便在屁股后面追喊：“先生，你，你屁股上有屎！”老书先生眼一瞪：“胡说，隔着衣衫焉知吾之臀也！”弟子们便笑，且以手做驱臭状。老书先生便以为真，速速地去了房中更衣。更衣毕，戴上老花镜左瞧右瞧，那裤子上似屎非屎，非屎又如屎，终不得究。老书先生在房中磨蹭，弟子们便在屋外雀跃。如此，不日间乡邻们便知了这笑料。有乡人见着老书先生，便笑道：“先生，你老隔着衣衫焉知吾之臀也？”老书先生便怆极，不言，不语，花镜后面翻翻白眼，拂袖而去。

后来，乡间的学堂多了，乡邻们便不再将孩子送到他的塾馆来。老书先生就只好摘下眼镜，脱掉衣衫，下到水田里和众人一般在泥巴里刨食。这时已到了50年代，乡间搞起了合作化，各家各户将耕牛、农具合到一起，后来干脆将各家各户的锅砸了，灶挖了，办起了公共食堂，吃起了“大锅饭”。这下好了，老书先生不用下田劳作了。这一是因为他的字写得好；二是他下田实在做不了什么事。他就专写标语。那标语先是写在红绿纸上，贴在墙上。后来就用石灰水刷在田埂上。记得那标语中有：“一头猪，一亩田；猪多肥多粮多！”“人有多大的胆，地有多大的产！”“亩产三万斤，天天放卫星！”“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等等。老书先生就每日提桶石灰，背把锄头，先用锄头刨掉田埂上的杂草，再用棕叶子做的笔刷子在田埂上写着标语。老书先生办事认真，那字虽是写在田埂上，依然一笔一划，不失颜字、柳体的气韵。那白色的标语便日渐见多，慢慢地，我那故乡的田野里到处是白森森的口号。清晨打开屋门，便见满垅的白字。那般的乡村景致，如今是再也见不着了。

老书先生就这样写出了名堂。后来被公社书记点名要到镇上。到镇上依旧是写标语。那天，老书先生复又穿上长衫，戴上花镜，风风光光地从乡邻们艳羡的目光中走过。他要去镇上写字。后来，据说公社书记说他穿长衫不合适，他老婆就给他做了身卡叽布中山装。老书先生就穿着那身新衣，且在衣袋上别了支钢笔，日日地出入于公社那热闹的场所，写着无数的各式各样的标语口号。老书先生在镇上的公社呆了3年，总的说上上下下口碑不错。只是刚去不久的某日，与食堂里的大师傅闹过一场麻纱。那时国家计量改革，16两制改为10两制。平日老书先生很少出门，如今出了门就得掏饭票取饭。老书先生那日去取饭，他按规定取了3两饭。也不知他那天脑壳里哪根神经出了毛病。他端着饭钵边走边念：“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六一十八，四两八，五两差二钱。”念到这里，老书先生不走了，也不念了，忽然掉头回到食堂取饭的窗口，有了些激愤地道：“师傅者，师傅者，不妥，不妥也！”食堂里的炊事员见着这穿长袍戴眼镜的老书先生满口“者的也的”，便一头雾水。老书先生又道：“民者，食为天也！焉可一钵食而少粮二钱乎？不妥也，不妥也！”闹了半天，人家才搞清这老书先生将新秤三两比做老秤五两，且以为食堂少给了他二钱米，他要人家补他二钱！理论了半天，老书先生才迷迷糊糊地走开。这事传了出去，笑死一镇人。

好在这事也没笑上多久，后来食堂干脆连三两饭也供不起了，到处饿死人。老书先生这笑话也就无人再提。后来，食堂撤了，大跃进不搞了，标语也不要写了，老书先生便被公社打发回了家。老书先生回家后又得下田劳作。那田间的劳作蛮苦，老书先生也就不再穿他的那袭中山装了，每日赤脚草帽地跟着乡邻们泥巴里滚。又后来，农村搞“四清”。运动一来，又要刷标语，老书先生又被上面启用了，又不要下田了。再后来，“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老书先生更有事做，先是写标语，后是家家户户门前要做语录牌，老书先生便日日地忙，日日地写。那些年，老书先生究竟写过多少字，怕是没人统计过，只是如今在我的故乡，那老宅的墙上，依然到处可见他留下的那飘逸娟秀的文字。

老书先生就又写出了名。68年，他居然因写语录牌有功而被评为“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且去县里开了次会。老书先生去城里开会，就像进京城一般高兴，穿着他那中山装兴冲冲地从乡邻们面前走过，笑得胡子抖抖地。只是他在县城又出了次洋相。说也可怜，辛劳一生的老书先生，也是在城里第一次见到冰棒。那正是6月暑热之天，老书先生在街上见有人吃冰棒，便上前寻问。那吃冰棒的人也是无聊，见如此一个满口之乎者也的乡下老者，就逗老书先生说：“此乃热冰棒，前面小巷即有。”老书先生先前只是在乡间偶尔听人提及过冰棒，并不知其究竟何物。便掏出3分钱寻了一卖冰棒老妇道：“老姐姐，可有热冰棒乎？”老妇以为老书先生贫嘴，不理。再问，便怒曰：“哪有什么热冰棒，冰棒就冰棒，稀奇！”老书先生这下犯了痴，他先前明明白白见那吃冰棒的人将冰从口中拿出时正冒着一缕缕的白色热气哩，你老太太如此无礼，明明有热冰棒不卖与我，岂不是欺我乡下人少见识？于是便与人家争吵起来。这下引来马路上许多看热闹的，一问，真个的笑死一街人！老书先生冰棒没吃成，反出了如此的大洋相，也就不再逛街。会议一散，便匆匆地打道回了府。

老书先生从县上开会回来，依旧是写着标语。邻近的大队、公社常有人来请他。也不论是造反的哪一派，老书先生总是叫写就写，这使方方面面的人都对他高兴。却不料到了第二年春上，老糊涂了的老书先生，出了一件天大的差错。

那年春上，公社开万人大会，批斗“二十一种人”，我如今也记不清那21种人是哪些内容了，只记得各个生产队组织男男女女往公社赶去。公社的那个小镇上便到处是人，到处是标语，到处是持梭标和“三八”式步枪的民兵。老书先生早几天就被叫到公社去写标语了。他的老婆那天还给他带了换洗的衣服，想散了会给他换下身上的脏衣。却不料大会开了不久，有人发现了一件天大的事：会场上的一条大标语，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写成了“千万不要阶级斗争”！这下翻了天了。写这条标语的人，自然是老书先生。这于老书先生，应该是笔误。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老书先生被人拖上了土台，他吓得一身发抖，在初春的寒风中，他的灰白的头颅耸在胸前，像挂在墙上的一只白色的葫芦，在风中颤颤地摇晃着。有靠近台前的人很快发现，老书先生的裤裆湿了，尿湿了！

老书先生就在那个春日的晚上死了！他用一根裤带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一个一生清白的读书人，就这样死了。就如一只蚂蚁，从这人世间倏忽地消失！那一年，老书先生正好70岁。

岁月如梭，30年又已过去。老书先生今年该是百岁了。不知他的坟头如今是怎样的一番景象：是芳草萋萋，还是碑铭如旧？

老书先生姓周，惜乎无后。我想，假若有人能将他生前的遗墨收集整理，该是一部难得的书法上品。或许，他的书法是可传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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