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题一　追究中介的刑事责任难

　　近来，北京、银川、陕西纷纷查获地下中介非法组织买卖人体器官的案件。其中，发生在北京市西城区的非法买卖人体器官案，犯罪嫌疑人刘韫璐、董兵岗最终被法院以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7年和有期徒刑2年缓刑2年，并处罚金。

　　“尽管人体器官地下黑市活跃，但对人体器官买卖和中介行为进行刑事处罚的判例十分少见。”北京、银川等地多位办案检察官认为，即使中介被追究刑事责任，所定罪名也有所不同。比如，有的因非法拘禁“供体”，定性为非法拘禁罪；有的因为对未成年人造成极大的身体伤害，定性为故意伤害罪。北京市首例人体器官中介行为，则定性为非法经营罪。

　　对同类犯罪以不同罪名起诉判刑的状况，从5月1日起得到改变。5月1日，刑法修正案(八)开始实施，其中规定：“组织他人出卖人体器官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刑法修正案(八)规定了专有罪名。毫无疑问，这有利于打击这类犯罪和在司法实践中掌握统一的定罪量刑标准。”之前负责起诉刘韫璐、董兵岗案的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张文秀对刑法修正案(八)给予肯定。

　　然而，也有身处一线的办案人员认为该条款增加了公安机关的取证难度。刑法修正案(八)第二百三十四条中对“组织”的理解，遭遇两类执法困境：首先，如果将“组织”限定在“招募”、“管理”他人出卖人体器官，并以此作为立案和取证标准，对偶犯就很难依照这项罪名进行立案查处；其次，对“组织”的理解是否意味着要多人、多次犯罪方可依据此条立案，如果发现单起单人的行为是否又会按非法经营罪、非法拘禁罪等罪名来定罪。

　　为此，相关刑法学专家建议，希望尽快出台对刑法修正案(八)第二百三十四条的司法解释，以避免在司法实践中由于理解不同造成执法标准不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