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男性传播感染增加

在浴室、歌舞厅、酒吧等娱乐场所，提供性服务的既包括异性恋男性，也包括有双性恋或同性恋倾向的男性

26岁的小孙，家在云南某地农村。3年前，来昆明打工，在一家歌厅陪客人跳舞。后来，他认识了江苏商人高某，一名同性恋者。在高某的金钱利诱下，小孙与其发生了性关系。此后，只要高某来昆明，就找小孙提供性服务。渐渐地，小孙知道高某在南京、重庆等地还有其他男性性伙伴。一次，两人性交出血了，小孙惴惴不安地去做艾滋病病毒检测，结果表明已被感染。

“小孙的卖身，本质上和‘小姐’一样，按今天的称谓，就是‘二爷’(MB，即moneyboy)。他们不仅为年老的贵妇人服务，也是有钱男人的‘性用品’。”景军说，如果他们不懂得自我保护，就极可能成为“桥梁”，将性病特别是艾滋病在同性恋者和女性之间传播。

2007年以来，我国艾滋病感染途径性传播比例明显超过了注射毒品感染，其中，男男性传播感染增加显著。男男性行为者中，流动人口比例逐年上升。

2010年夏天，清华大学进行了一项男同性恋社会交往研究。他们对7名从1989年开始就交往同性恋朋友的男同性恋调查发现，1989年，纯粹的商业性男男性行为还未出现。到了2000年，7人的同性恋朋友中有了9名MB，占其朋友总数的7.6%。2010年，这一比例上升到12.83%。

MB的增加与浴室、歌舞厅、酒吧等娱乐场所增加有关，也与外地人和农村男性同性恋流入城市有密切关系。在上述场所，提供性服务的MB既包括所谓的“直男”(即异性恋男人)，也包括有双性恋或同性恋倾向的男性。

“一些打工的农民，在农村时从未听说过‘同性恋’，进城后则会进行男男性行为等活动。” 清华大学研究的这7人的同性恋朋友中，外地人比例1989年不到20%；到了2000年，该比例上升到33.6%；2010年，这一比例升至40.3%，说明这7人越来越多地结交了从外地来到本地的同性恋男性。

该研究对82名男性同性恋2000年以来的交友调查显示同样趋势。2000年时，他们平均每人有7.6个男同性恋朋友，外地人比例不到25%。2010年，平均每人有朋友24个，外地人比例上升到40%。

而169名受访者2010年交友信息显示，他们共有男性同性恋朋友5010个，平均每人有29.6个，外地同性恋朋友比例为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