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胡司令上任后的一长段时间里，我们都是亲亲热热地叫他“胡指导员”的。就象当兵的叫连长那样，只差少了个“立正”、“稍息”。想必一是因为他这人的身材长得有些酷似现代革命京剧《沙家浜》中的胡传魁，壮壮实实，一脸横肉，且性情脾气也有些类似；二是因为他在这间小小的区医院干指导员的营生没干上几个月光景，就被罢官到伙房当了伙夫，那伙夫逢到饭熟菜香便敲响檐边吊着的一块生铁，发出“当当”的响声，通知医院里的男男女女去食堂进餐，大有钟声响，人马至的司令效应。于是也就有一天记不清是谁叫了他一声“胡司令”，这一叫便相袭了十来年光景。

　　那时，我刚参加工作不久，在这间医院里当了个司药员。医院有两间药房，一间是西药房，在东端的一间小房子里，墙上掏个小门洞，算是窗口。司药的是个老太婆，从市立医院下放来的，很有些本事，会配制清凉油、十滴水一类的东西，那年月这类药品也是奇缺的，所以到了夏天，那小窗口前便经常挤满着叫叫嚷嚷的人们。在西端的一间大房子里，有着一排四个很大的赭红色的药柜，上面密密麻麻排着许多的抽屉。最难得的是窗前有一架葡萄，一到八、九月间，先是碧绿的，后是紫绛的葡萄粒儿便将香味儿频频送至屋来，馋时，我便可得天独厚地在屋里攀着窗棂去摘下一串尝尝。其实，那些年，市场上的计划经济秩序也还是很井然的，不比现今，什么都由倒爷插手。比如红枣、龙眼这类可作药用的东西，市面上虽说是很难寻到的，国家却也不知从哪里弄来一点，时不时给些。所以，我那间中药房便不时有人来求着开点后门。有一晚，胡司令到我宿舍来坐，我刚倒上杯水，还没来得及递给他，他便“呡”了一声说：“去给我搞两斤红枣。”

　　我一听，便想笑。

　　那时，胡司令已经没当指导员了，伙夫一个，比我还矮差不多半粒米。他见我不作声，便也闷闷地坐在我床沿上，时不时抬起头望着天花板上的一只大蜘蛛织网。还不时地递给我一支“丰收”烟。记得那烟是一角三分一包，烟盒上一个农妇怀抱一束麦穗。别看那一角三分钱不多，那时月鸡蛋5分钱一个，一天的伙食费也不过三角多钱，还包吃热饭热菜，包供热茶热水，挺够意思的。我那时月工资29元5毛。有一回，区上开会，县上来的一个工作组长说：“如今年轻人享福哩，20来岁，每月几十块工资，吃饱饭还有余钱。我那时当长工，年头累到年尾也只有12石谷哩。”那天，胡司令不知为何清白起来，不象平日里那般糊里糊涂。我正坐在他旁边，见他折着指头在算什么，一会，他用手肘碰了碰我，说：“你好多钱一月？”

　　“29元5。”我稍稍迟疑，道。

　　“当得长工么？”

　　这账，说良心话，我会算。一月下来，无论如何节省，除了吃饭、买牙膏、牙刷、肥皂什么的，能省下15元了不得了吧？那年月，稻谷30来块一百斤，15元钱刚好买上50斤谷。当长工不是每月一石谷么？一石有130来斤，一月强出80斤谷哩。不过，我没作声，只是“嘿嘿”地奸笑了一声。

　　记得胡司令叹了一声。我侧头望望，便见他双眉紧锁，眉心间聚起三道竖纹。

　　不久，便传说胡司令那晚和县里工作组的干部理论上了，他硬说青工当不了先些年的长工。这事我倒是相信有几分。胡司令就这样去伙房当了伙夫。我暗自庆幸菩萨老爷坐得高，那晚没多嘴多舌惹是非，落得个平安无事地继续当那小小的司药员。

　　那晚，胡司令就这样坐着，十点多了，我想睡，便虚张声势地打了几个呵欠，记得是三个还是四个，那意思明摆着是催胡司令快走。胡司令心里也是清白人，这我知道。他便说：“你莫厉害，就开那么半斤、一斤的后门则行。”我知道缠不过他，就问：“要红枣做甚？”

　　“做单方呗，人家托的。”他说。

　　我早就听人说，他有个相好的，是个寡妇。想侃侃他，又想，他毕竟是长我一辈的人了。旁的事玩玩可以，这类事可容易伤人面子。便说：“你明日来吧，中午人少，免得让人见了。”这才终于打发走他。

　　从这以后，胡司令也和我有了些交情。那时食堂开饭，凭饭菜票一人三两饭，一小碗菜。菜大都是蔬菜一类，萝卜切丝是小菜，切丁炒辣椒大蒜是荤菜。肉是少得吃到，偶尔一次，也是白白的几片，或炒白菜头，或炒苦瓜片。这胡司令实在算不上一个合格的伙夫，做出的饭菜寡淡无味且不说，最可怕的是那卫生状况糟得令人发毛。我们曾问过胡司令，这肉里为何不淋上几滴酱油？问这话时，他正在锅边炒菜，便抬头瞪了瞪我们，又侧头擤了擤差不多流到唇边的鼻涕，用手掌左右二下抹抹，道：“一角三一餐，还要放酱油？你娘又莫不是我野婆子！”那时，我们自然有些恨他，却又无可奈何。讲多了，保管连着几天碗里的青菜都只小半碗，甚至还有可能从白菜里吃出一截白晃晃的蛔虫来。于是，我们也就只好忍了，很少和他理论。

　　第二天中午，胡司令果然到药房找我。我也不再哆嗦，趁外面无人，称好半斤枣子包了给他。他一走，我去关药柜屉子，见里面红枣已不见了几颗，我明白，趁我去柜台上包枣子背朝着他时，他偷了枣子。我“砰”地一声关门去追他，走了十多步，又想何必呢？便转身回到药房，拿笔在一张旧报纸上一连写了十几句“日死胡司令的娘！”

　　从此我更看不起他。不过，胡司令却蛮瞧得起我，往后好长一段时间，我的菜碗里总要丰盛点。碰上吃肉，明摆着碗里的肉要多好几片的。我也不讲什么客气，端着碗边走边夹着肉往嘴里塞，及到饭桌上，碗里便只剩几块萝卜或菜头一类的东西，摆在那里让人慢慢瞧见。如此许久许久一段时间，也未能让旁人觉察出我和胡司令之间的任何一线蛛丝马迹破绽勾当来。

　　胡司令原本是一个大队的支部书记，他由一介农夫而突然一夜之间荣升医官，也是托了贫下中农到“上层建筑”掺砂子的福份。那时，我家乡一带的农村医院都由公社派来苦大仇深的贫下中农当政治指导员。胡司令上任那日，记得是开春不久的一个上午，老天已连着几日地下着春雨，淅淅沥沥地，下得也让人有几分生厌。我们医院那栋小平房的居中是一间厅堂，摆着两条长木椅，平日里买药的、候诊的，便在那木椅上坐坐。下雨天，若不是急诊便很少有人来往，医院也自然显得冷清些。我们那时还没有白大褂穿，便常与病人混在一起，一伙人聚在厅堂里袖着手聊天。其实，那时的日子过得也还真有些规矩，早上5点半准时起床，5点40分做操，院长是个转业来的军人，挺严厉，做早操时一个人也不可少。说来，也得感谢那位院长，若不是那些年坚持着做操锻炼，我这文弱得超标的人还不一定能够活到今天来做小说。说不定早得了个肝癌、肺癌什么的，去了地府那儿追随毛公公去了。顺便说一句，我与毛公公是地道的老乡，我俩个的老家算得上紧邻，轮起来还很沾着几分亲。可惜的是我没有见过他。他那时很忙，我也偏偏很少有闲空。

　　就在胡司令上任的那日，院长恰巧去了县里开会，我们正好有机会无拘无束地嘻闹。正热闹着，见厅堂的木椅上多了个老头，手里拿着个滴水的斗笠，直到吃中饭的铃声响了，我正要关门，忽想这老头莫不是买药的，便“喂”地一声问问。亏我一问，才知是新来的指导员，不然，他胡司令兴许上任伊始就要饿着饭在肚子里演就一场空城计了。于是，我们纷纷上前为他扛的扛背包，拿的拿斗笠。我还从热水瓶里倒了半瓶水，端过去让他擦了擦脸。然后，大家才前呼后拥陪他进饭堂。食堂里打临时工的大师傅也赶忙加了两个荤菜算是为这医官儿接风。

　　那时月，做完早操就学“毛著”，即是学我那位老乡的宝书，谓之“天天读”。读完便吃早饭，吃过早饭便上班。那“天天读”是谁也不能缺的，若是早晨来了看病、买药的，自然的让他们坐在厅堂里的木椅上等着。还是说胡司令。胡司令当了医官后，“天天读”按常理该由他主持。于是，全医院里二十来号人，一个一本书摊在膝头上，听胡司令吞吞吐吐地念着，齐刷刷地跟着往下看，往后翻。就这么看着，翻着，一早晨也就唿啦一下过去了。胡司令书读得太少，便常将字音念得差五差六，比如诞生读“延生”，贫农念“贪农”什么的，头一早晨便出了好多洋相，令人啼笑皆非。这样不几天，胡司令说轮流坐庄好，每人轮着念十分钟。

　　于是，大家就轮着这么样地念。

　　胡司令的住房在医院小平房的顶东头，窗前有一块平地，长着些大叶牛蒡、刺七厘、狗尾巴草一类的东西，还有一株很高大的苦楝树。当时正是春上，树上便开满着紫白色的小花，遇上一场风雨，那花朵儿便纷纷扬扬洒落满地。胡司令上任不久，便从那苦楝树上刨了许多的树根皮，带着我们洗净，去粗皮，用食堂蒸饭的大铁锅熬了整整一宿，然后将熬剩的汤汁加了些糖精，就独自用小木桶提着送去医院附近的农家，说是可以驱蛔虫。那时驱虫药很少有货，这苦楝根水便也真派上了用场，服过的也都打下了些虫来。只是那苦楝树到了热天便悲悲地死去。也不知是赶时髦还是为着什么别的。胡司令到医院头一个月领了工资，便到镇上的新华书店买了我那位老乡的一套四卷，不久又到县城买了一套列宁全集。那是很大很厚如砖头一般的书，胡司令总是用一只黄挎包背着走，有空便拿出来翻翻。那光脑袋低垂着，一页页地翻，模样儿也真让人看了好笑。那时月正闹着备战，我们那所医院便建在一处山窝间，说是打起仗来“帝修反”的飞机、大炮甚至原子弹也炸不着。医院前边有一条不太宽的山路，很陡，却是要道，每日从那路上走来走去的人不少，有推车的、挑担的，也有甩着两条胳膊去办公事的。胡司令见着推车的上山，便跑去帮着拉车。他宿舍门背后圈着一根麻绳，是备着拉车用的。乡间那木架车据说又称“孔明车”，说是诸葛孔明先生发明传世的。只是那三国时的圣人也料不到后来还有个专利权，所以，如今真要在史料上去查个究竟怕也有几分难处。看那木架车远远来了，胡司令便从门后取过麻绳，迎上去，将绳儿朝车子前面的一根小横梁上一套，便弯腰弓背帮推车人送过山坳。事毕，大凡懂事理的推车人都要谢他几声，然后擦几把汗，二人对坐在车把上抽支旱烟。有一回，胡司令依旧是远远地见人推车上来便去帮忙拉车，刚到车前，又见他倏地返回，且满脸猪肝样赭色，有着几分怕人。这在胡司令是不多见的。我们便问：“司令，怎么啦？”他不语。再问，竟跺着脚骂娘。那时，他还没出那跟工作队长算闲账的事儿，也就是说他还干着指导员的勾当，所以那骂娘的事也就有几分的不合身份。当时，我们男男女女圈着他昏笑了一场。这以后，他不再下山拉车了，只是那次发火的究竟他始终未向人吐出过一个字来。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地过。转眼到了第二年春上。这是一个春荒的年月。农村的形势更加严峻。“割尾巴”的运动并非全是那些小说家的杜撰。我家里只剩下一只报晓的公鸡，它的妻妾儿女们早就被我父亲忍痛宰杀贻尽了。猪栏里还养着一头200来斤的肥猪，父亲早就想杀，却又扯不到税票，漏税杀了吧，母亲又不愿眼见着父亲快60岁的人了去批斗会上受辱。送公社肉食站吧，父亲说连猪食成本也赚不回，况且一家人等着它卖钱换粮来度荒。那时，我每天在食堂只吃六两米饭，省下一两一两的粮票给母亲，让在公社读中学的妹妹间常到粮店买上五斤、十斤的粮食回去充饥。我那时正是20出头，刚刚成熟的躯体终日处在半饥半饱之中。到后来，食堂饭钵里盛着的米饭似乎越来越少，菜里面的油星也愈来愈稀。偶尔一个月里可吃上一次猪肉，医院里的同事们便老老少少一齐去伙房帮忙，炒熟后一点点地分匀，然后一人一小碗。每次领到自己的一份，我便偷偷端进房里，很快用漱口的搪瓷缸装上，盖严，怕溢出的香味儿诱出我那更多的口水滔滔不绝。待下班，便赶忙回家，将那小碗猪肉送去让弟弟、妹妹尝尝。

　　那时，胡司令还在伙房。有一晚，他到我房里，说要我给他弄一瓶“冯了性药酒”。那“冯了性”是治风湿病的，据说对风寒湿痹、四肢麻木特效。胡司令那晚十分坦率，他说，他可给我10张三两的饭票作为回报。并说这酒是给那个苦命的女人治手臂病。我知道，那女人便是山那边的那位憔悴得让人可怜的寡妇。乡间女人手臂痛的多，大都是医书上所说的“肩周炎”，一瓶“冯了性药酒”其实是治不好的。我许久没有作声。到后来，我终究还是肯了，第二天瞧了个机会给了他一瓶，只是不敢要他那十张饭票，怕他嘴不稳，说出来吃亏。那时，我还是很想入党的。胡司令见我不要，也不怎么勉强。

　　我们医院的那位院长，老婆是乡下的一位瘦小得让人见了心疼的女人，记得院长那时的工资是每月45元5毛，他又好抽烟，有时还馋不住去饮一、二两“晕头大曲”。那“晕头大曲”不过是红薯亦即地瓜之类酿成的劣等酒，一喝就头晕。院长老婆那时在农村吃“四属户”，每年要按人头交生产队一笔现金，便可与在田间出力流汗的作田人一样分粮。院长一月省不下多少粮钱回去，乡下的老婆便常带着孩子到医院来，当着丈夫哭一宿，第二日里红肿着双眼回去。那天，院长打发走老婆和孩子，想必是窝着一肚子火无处发泄，到吃中饭时，从胡司令手中接过一钵饭，眼瞧着，渐渐地脸色发青，突然冲胡司令道：“你说，这有三两米么？”

　　胡司令正在和西药房司药的老太太悄声地说什么，许是真的没有听见院长这话，或是听清了却不想当着一屋人搭理。院长见了，颈根上的青筋一突一突地跳起，将手中的饭钵当地一下朝案板上一砸，道：“姓胡的，你也太缺德，连兔子也不吃窝边草咧，这荒月年间吃冤枉还讲不讲点良心？”

　　胡司令立时瞪大了双眼，那眼神分明地流露出半是凶光、半是愤懑。食堂里的空气一下子紧张起来，我正握着汤匙敲饭盆边的右手立即老实起来。这时，我听见胡司令道：“我可以赌得咒的！”他右手朝院长指了指，手上握着一柄舀菜的汤瓢。

　　院长那天也许真的是吃错了药。或者是存心要闹上那么一场出出心头的闷气。千不该，万不该，院长不该说了那么一句胡司令最最忌讳的话来：“莫以为我们都是一群‘宝’来，扣了我们饭钵子里的米去养娼妇哪？！”

　　“胡司令……”我突然一声惊叫，眼见着胡司令扬起手中的汤瓢朝院长头上砸去！

　　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看见胡司令动手打人，“你娘的个×！老子今日一刀砍了你！”说着，胡司令操起砧板上的菜刀。

　　我们忙拥上去劝架。扯的扯，拉的拉，厨房里已是一片狼籍。待事态平息，一顿中饭谁也没了吃的心思。

　　这天下午，院长在走廊上碰见了我。他说：“晚上有事去么？”我摇摇头，道：“闲着呢。”“那你今晚和我去看场戏吧。”院长一边用手指抠着鼻孔，一边用鼻音很重的音调儿跟我说。

　　我这人素来有些反应迟钝，竟然不能觉出院长说看戏的真正含义是什么。不过，话说回来，即使我当时听出了弦外之音又能怎样呢？我该入党了。院长是医院的党支部书记，我正好在几天前交过一份入党申请书给他。“党的大门朝每个人敞开着呢。”那天，院长一边点燃我递过去的一支香烟，一边挺严肃地对我说。

　　那实在是一个很美的春夜。月亮从云缝里探出来，整个山野间便蒙上一片茫茫的银色。三月的晚风还是寒意很重的，我把一件薄棉袄披上，跟着院长绕过医院前面的一条水渠，踏上了山边的一条古道。古道是由一片片麻石条铺成的，石块已经被风霜雨雪及人的、兽的足板磨蚀得光滑却又凸凹不平。古道从山间悠悠地蛇行而过，每五里处便有一座凉亭，一字儿三间，青砖青瓦，据说是为当年某位在京城做大官的故里省亲时中途歇息饮茶用的。四处是蓊郁的山峦，一簇簇山花在山坡上、低洼的山峡谷里和美丽的绿树中间葳蕤地到处盛开，空气里便随处飘着那野性的清香。在这绿树鲜花中间还兀立着一栋栋的茅舍或瓦房，它们在月色下猛然地从树丛中间出现时，便使我产生出一种年轻人特有的冲动。

　　“院长，去哪看戏？”院长腿长，我紧赶几步挨近他道。

　　“前面。”他说。

　　“远么？”

　　“不太远。”

　　“什么戏呢？”

　　院长笑了笑，道：“到时你就晓得了。”

　　于是，我就这样跟着院长后面跑。大约走了十五六里远，院长转过身，说：“到了！”我四下一望，只见浓绿的万山丛中，一条茅草萋萋的小路通向了一处山坳。三步过坎，五步爬坡，坡脚下居然有了那么小小一块平地，栖居着一户人家。前面是窄窄的禾场，后面是三间茅舍孤零零地立在月色里。我心里不觉倒抽了一口冷气。我这时才发现上当了。院长寻到路边一堵石岩下，拉着我一屁股坐下，“先歇着吧！”他说，“好戏就在后头呢。”

　　上弦的月亮已经弯在中天。除了山泉的叮咚声，小虫的唧唧声，四周悄无声息。院长递给我一支烟。我接过，叼上，睁大眼睛望着院长，问道：“坐到这里做甚呢？”

　　他笑了笑，使劲吸了一大口烟：“莫急，等下子你就晓得了。”

　　我觉得很乏，也就不想再问，将两手搁在膝盖上，低着头养神。也不知过了多久，我张嘴冲着院长打了个很大的响亮而且拖着怪调的呵欠，夸张地伸了伸懒腰，问道：“院长，几时了？”

　　院长说：“还早呗。”

　　我想起，院长也没表。那时，手表大概有着如今的彩电一般身份。谁结婚时给女方买了块手表，尤其是120元一块的上海表，就是一份了不得的厚礼了。

　　于是，我也说：“早呗？！”

　　那晚，我们回到医院时已经是半夜过后了。在回家的路上，院长告诉我，与胡司令相好的那个女人就住在我们刚看见的那栋草屋里。那女人其实也命苦，16岁就做了一个大地主的小老婆。胡司令那些年正在这家当长工。也是过了两年来光景，这里便解放了，土改时，那地主被镇压，不久，这女人就生下一个女婴。那女人生孩子时，胡司令就去朝鲜当了兵，几年后转业回来在村里当了农业社的社长，平日与这女人来往似乎不多，但待她很好，挺关切。同住在一个村子，时不时见面，话不多，人们却都相信他们两个人间定有什么风流文章。而且那女人年轻轻的也不嫁人，胡司令光棍一条也不娶亲。这事久了，便也让人觉得有些奇奇怪怪……

　　“我想要看个究竟，是奸就捉它个双的，总有一天会让我撞上的，下次，你还随我去吧！”院长说。

　　我淡淡一丝苦笑，没有作声。终于回到自己冷清的小屋里，疲倦，想睡，但是倒在床上却怎么也睡不着。

　　转眼到了六月，天气一天天地热起来。这期间，院长好几次地去那女人的茅舍捉奸，他邀过我，我也不知怎么会突然地聪明起来，推脱着没去。大概院长也是有些不太走运，一直没听到他传来过什么桃色喜讯。捉奸不成，对胡司令那一汤瓢之辱便也无法相报。日子就这样一天天地打发着过去。那晚，我在梦中被屋外一片吵闹声惊醒，开门一看，只见宿舍走廊里聚着好些人，便趿着拖鞋过去。一听，原来是胡司令一帮人捉了院长的奸。

　　我们医院的房子也真的称不上什么高档。干打垒的土砖墙上也没有粉刷，大约原先是想安装天花板，所以房与房之间的隔墙也没有封顶，不过一人一手高，矮墙上面便是一片空档。隔壁房里吃饼干、糖果什么的，唧唧嚼嚼的声音会让邻居听得清清楚楚，大方的还可从那矮墙上空扔过一些来。谁家若是将门钥匙忘在了房里，便可以从隔壁搭条木凳翻墙过去取来。就是这样一堵可耻的矮矮的隔墙，放纵了院长的那般风流轶事。

　　院长住在医院唯一的那栋平房宿舍里，他的隔壁住的是一位妇产科医生，姓吴，大约40来岁，虽说是半老徐娘，可的的确确称得上风韵犹存，尤其一对摄魂的大眼睛，在两弯柳叶眉下格外地诱发出几多的男人梦。那女人丈夫在30多岁时就患类风湿性关节炎一直瘫痪在床。

　　那晚，院长就从这堵土墙上翻了过去。也不知院长和那女人是如何地一番心旌摇动，反正那公用的木架子床就在他们快活得要命的轻微的呻吟声中“哗啦”一声坍塌了。偏偏的胡司令就住在那女人隔壁，又偏偏的胡司令那晚临睡前灌了一大缸凉茶，半夜被一泡尿胀醒，于是乎这一切都让他听了个清清楚楚，又于是乎胡司令打开房门，在走廊上几声吆喝后，全院的人们便纷纷起床看了这么一出风流戏。

　　这场戏的结局是院长再没了院长当。院长被捉奸下野之后，胡司令依旧在厨房里干他的伙头军。这年下半年，也不知是我家哪座祖坟显灵，我突然被推荐上了省城里的医科大学。

　　我离开医院的前天晚上，老天下了一场好雨，天空被洗涤得玉石般晶蓝，碧碧青青也象冲过凉一般，抖擞出一派洁净与清新。医院门前一垅晚禾绿叶滢滢欲滴，我忽然有了许多惆怅，舍不得离开这处小小的山间医院了。

　　那天，胡司令没有和别人一道去车站送我，倒是先前几天他来过我宿舍一次，记得他说了这么一句：“世上人心难测，你年轻，日后当处处小心做人。”他说着，一脸的苦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