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介绍：

    刘伏友，湖南省政协委员，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党委书记，博士生导师，著名肾病专家，中华医学会肾脏病学分会常委，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中国大陆首位在肾脏病领域获美国Baxter EGP课题资助的学者，2008年6月21日第12届国际腹膜透析年会唯一的论文大奖——Jonas Bergstrm最佳论文奖得主。

    在中国医学界有南湘雅，北协和之说。中国医改前景与困惑在哪？成就与问题在哪？一直是百姓和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热议的问题。为此，记者走进了湘雅二医院，力图通过解读湘雅二医院的成就与发展，看中国医改的必然。

    湖南省政协委员、有着多年医院管理经验的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党委书记刘伏友教授直言不讳的指出：中国目前的医疗改革步伐不快，医疗卫生部门调研不够，改革没有落到实处，真正的医疗改革应以医护人员改革作为主体，医疗卫生系统内部先行改革才是治标根本！

    刘伏友教授指出，首先必须充分肯定广大医院与医务工作者对保障人民群众生命与健康做出了卓越贡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医疗卫生体制发生了很大变化，取得长足进展，但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医疗卫生事业发展难以跟上社会发展的脚步，造成了中国医疗改革始终无法取得突破，并由此衍生出看病难看病贵，药价虚高不下、医药行业腐败众生等一系列问题。必须看到，这些问题的存在，与医院和医务工作者并无必然关联，还是有其深层次的原因。

    看病难和贵的相对论

    做为留学美国的归国学者刘伏友认为，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是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最关键、也是成就最大的30年，中国的医疗卫生事业在这期间取得了很大进步，成绩不容否定。以湘雅二医院（以下简称二院）为例，1958年，医院开放床位仅508张，设备简陋，人才短缺，而如今，医院开放床位已达近3000张，拥有教职员工3000多名，是目前国内学科最齐全、湖南省规模最大、技术力量最雄厚的大型三级甲等医院。

    刘伏友表示，湘雅二院的发展折射出了祖国医疗卫生事业上的进步，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医疗卫生系统的滞后性逐步呈现，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当今看病难和看病贵。其实看病难和看病贵是有其相对性的，相对欧美等国，在我国看病既不贵，也不难。在我国所谓看病难指的是大医院看病难，小医院容易却很少人去；看病贵则主要指的是药品和消耗性器械贵，医生看病收费仅是挂号费，是世界上最便宜的。

    消耗性器械贵于金

    刘伏友指出，医疗卫生系统发展滞后于社会经济进步，满足不了人们的需求，这是全世界都面临的一个问题，但是在中国尤为突出，这是因为中国穷人多，社保不完善，国家投入少。

    目前发达国家政府每年负担的医疗卫生总费用为73％，发展中国家为57.2％，而我国政府在2007年只负担了19%，对卫生事业的投入，远远落后于其他经济社会事业的投入，资金量严重不足。

    投入的不足，势必会使公立医院为了自负盈亏，纷纷引进国际一流的技术和设备，使得住院标准，医疗成本成倍上升，是致使看病贵的原因之一。

    原因之二在于药品贵的问题，一方面生产厂家急于收回成本，在出厂之初就虚高定价，几毛钱成本的药定出一、二十块钱的“天价”；另一方面，目前国内医疗体制极度不顺，药品流通购销不透明，中间环节过多，一盒药从厂家到消费者手中，最少要经历出厂、审批上市、定价、销售若干环节，二十元出厂的药最后到病人手中，价格已翻数倍。因此，体制诟病不除，药价终难下降！

    设备和消耗性材料贵于金，这绝非是一种比如，而是真实的写照，例如患者装一个人工关节，仅进价就要花费2至8万元不等。另外，极个别医生职业道德观念下降，不合理用药等，亦是造成看病贵的原因之一。因此，加强医疗器材的研发生产的国产化刻不容缓。

    废除医药代表能降药价

    治本则在于，首先国家要痛下决心取消医药购销和医用耗材中间环节，尤其是医药代表环节。据了解，现在长沙市药品代理公司的医药代表至少在1万人以上，按照其人均月薪6000元左右计算，他们的年收入在10亿元左右，这笔巨大的费用全部加在患者身上，当然不堪负重。

    而如果医院向药品和医用耗材生产厂家直接采购，真正实现中间环节零耗费，药费和材料费就会大大下降。

    建平民住院病房

    同时，医改误区要端正，不要害怕承认贫富差距，因为贫富差距在任何国家都存在，在我国还比较突出，因此，建立大医院内部分级医疗制,设置不同层次、不同条件的病房供患者选择，打造平民病房，是很有必要的。这样能让经济困难患者节省医药开支，还能从富裕的看病者的利润中补贴部分给平民病房。这样富裕的病者享受高档服务，平民病人降低了医药开支，虽然住院条件较差，但医疗服务是同等的。只是少了空调、电视等舒适的条件，而这些条件与治病并无必然关联。

    误区：“关门” 做医改

    从一名基础的医务工作者到科室领头人再到医院领军人，多年的基层实践，对医疗卫生事业最真实的了解，客观细致的考察，让身为政协委员的刘伏友对于中国医疗改革的现状有自己独到的真知灼见，同时，他也秉承了政协委员敢怒敢言的一贯作风，针对目前中国医改的种种弊病，献言献策。

    刘伏友认为，近年来医改方案的出台，并未解决根本问题。医改的目的是让人民群众能看得起病、看得好病、彻底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然而，这个根本问题并未解决，医改主体是医护人员，将主体人员置之门外而进行医改，怎么不会不走进误区？

    刘伏友指出，解决卫生系统的问题，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完成，要标本兼治，分步进行。治标在于：一要国家重视，制定相关政策，下大力气大决心，增加对卫生事业的投入。

    以湘雅二医院为例，每年国家拨的经费仅为2000万人民币，而二院一年的设备更新费用就达近一亿元，加上耗材器材损失二亿，人力资源（包括教学任务、在职员工、退休人员、各项物管保洁人员等）支出二亿，基建维修等一个多亿，2千万的财政拨款对一个年支出达6亿的三级甲等大型公立医院而言，只能是杯水车薪。

    一个大型医院要生存要发展，不得不从这2千万之外自谋生存发展之路，最终的买单者仍是患者，而若国家出台帮扶政策，使公立医院不以营利为主要目的，将极大缓解看病贵难题。

    二是要加强基层医疗机构队伍建设，卫生院，国家要有机制鼓励高级医护人员走下去。

    目前国内医疗资源分配极度不公，医疗资源过度浪费与资源闲置并存，医疗条件、医务人员高度密集在大城市，一方面，农村医生资源奇缺，医生不了解农民疾苦，另一方面，大医院医生人满为患，造成恶性循环。

    以湖南为例，湖南80%的卫生资源集中在城市，而占全省近80%人口的农村卫生人才匮乏，因此如何鼓励医师走下去，是各级医科学校和医院今后教学任务中要重点考虑的问题。

    一张药方等于多少鸡蛋的启示

    湘雅二医院就制定有医生必须下放农村锻炼的“硬性”制度，让医务人员直观了解农民疾苦，让他们知道今后一张开出去的药单需要农民卖出多少鸡蛋，多少粮食才能换回，塑造医生职业道德。实践证明，凡下过农村的医生，开药方时都能“手下留情”。

    同时，引进新加坡等国家的分级医疗模式，把小病就地解决在乡镇医院，大医院要真正诊治疑难病。最后要进一步完善医疗保险制度，减轻个人医疗费用。

    端正对医务人员的评价

    治本则在于，首先国家要痛下决心去掉药品中间环节，尤其是医药代表环节。其次，加强医护人员教育，给予医护人员一个正确的评价和待遇。刘伏友介绍，在国内，医生的收入和付出并不对等，以附二为例，一个不拿任何回扣的教授，一年的工资收入不过三万元左右，而他的工作量，平均每天的门诊量至少有六七十个病人。

    收入与付出的不对等，使一部分医务工作者丧失了职业道德，收受回扣，但是绝大多数的医护人员是有职业道德的，他们为了党和国家的医疗事业，勤勤恳恳，医改要提高知识技术在分配中的含量，正视知识资本自傲劳动中的地位和价值，标本兼职，痛除弊病，中国的医疗事业才能再次迎来春天。

    采访手记：

    在湘雅二医院的这次采访，适逢二医院迎来五十周年华诞，采访之前，我们满以为作为“北协和，南湘雅”的湘雅“掌舵人”刘伏友书记会给我们带来满口“医院是如何发展，目前取得了多么优秀成绩”的泛美之词。

    却不想，见面之后的刘教授只字未提关于二医院发展的辉煌历史，亦对自己的功劳闭口不谈。这位放弃了美国博士后优厚待遇毅然归国的肾病专家，只是以他作为一名普通医务工作者三十余年来对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真实了解，为我们讲述中国医改中所面临的种种问题，痛陈弊端。

    采访中，年逾五旬的刘教授声音时高时低，在谈到一些痛心疾首的医疗腐败问题时，记者甚至能看到他微微湿润的眼眶，亦能真切感受到他那颗为医疗事业忧国忧民的赤诚之心，同时，也不得不佩服一位位高权重的长者能如此敢怒敢言的针砭时弊。

    原定于1个小时的采访，最后进行了3个小时，作为三十余年来，中国医疗改革最直接的经历者，刘教授有太多的感悟和谏言，而他真知灼见的观点亦曾在新加坡的国际交流演讲中，获得满堂掌声。

    采访最后，由于刘教授揭露了一些药品利益链黑幕，为保护被访者隐私，记者反复询问刘教授，文中的观点能不能够署他的全名，刘教授毫无迟疑的回答“能”，一身正气凛然而现。

    如果说，中国经济的发展是一代代改革开放人不断推进的结果，那么，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亦是一代代平凡而普通的医疗工作者，默默奉献的结果，虽然这期间会有坎坷和曲折，但最终它将慢慢完善。冬天来了，春天不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