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显示，新农合和自费患者成为过度医疗的重点对象。过度医疗不仅加剧了看病贵，而且给患者的健康带来巨大隐患

　　不久前，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与西安交通大学的一个课题组发表了一项研究成果——《不同医保患者住院费用比较研究》。研究显示，新农合和自费患者成为过度医疗的重点对象。

　　该课题组对某三甲综合医院2009年1—9月的住院患者进行统计分析，患者被分为四组：居民医保、职工医保、新农合、自费。结果显示：在住院天数方面，新农合、自费患者比居民、职工医保患者长；在人均住院费用方面，新农合、自费患者明显高于居民、职工医保患者，前者几乎是后者1.5倍；新农合、自费患者绝大多数接受了特殊检查，居民、职工医保患者仅半数接受了特殊检查；在接受特殊治疗与药品的费用上，新农合、自费患者也明显高于居民、职工医保患者。这说明，医保机构的约束力越弱，医院的过度医疗越严重。

　　过度医疗不仅加剧了看病贵，而且给患者的健康带来巨大隐患。抗生素滥用，是过度医疗的突出表现。据卫生部统计，我国68.9%的住院病人使用抗菌药物，37.0%的病人联合使用抗菌药物；平均100个患者1天消耗80.1人份的抗菌药物，是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全球平均值的一倍多。近年来，我国住院病人抗菌药物使用强度、处方平均金额、总使用量都在逐年攀升，这从侧面说明医生增加了患者的给药剂量和频次。抗生素滥用，直接导致了“超级耐药菌”的出现。

　　滥检查是过度医疗的又一特征。北大人民医院心脏中心主任胡大一说，现在不少医生问诊三句半，立刻就让病人做CT、造影、核磁。事实上，这些检查的成本高、创伤大，还可能增加致癌的风险。根据卫生部《医院评价管理指南》要求，三级综合医院CT检查阳性率应达到70%以上，但很多医院都未达到。

　　滥用心脏支架，是过度医疗的典型案例。目前，我国心脏支架使用量连续3年每年增加6万个以上。在新加坡，需要放支架的病人最多只能报销3个，如果超过这个数量，医生需要陈述理由。然而，我国有的病人竟然被放置了10多个心脏支架，被称为“钢铁长城”。对于冠心病患者，国际上放支架和做搭桥手术的比例是7：1到8：1，而我国高达12：1，很多不该放支架的人被放了支架。

　　由于过度医疗的界限模糊，很难被严格认定，医生总能把过度医疗解释为合理行为，把道德问题归为技术问题

　　任何一个社会现象的背后，都有着复杂的经济关系。在过度医疗的利益链条上，医院和医生都是既得利益者。

　　重庆市江北区副区长高洪波指出，现在很多公立医院院长把过度医疗归因于财政投入不足。的确，在公立医院的总收入中，财政拨款只占10%左右。但是，很多人忽视了一点，医保经费也是政府补助医院的重要方式。因此，财政补偿不足绝不应成为医院逐利的借口。

　　高洪波认为，近年来，医院和房地产业一样，已经成为“暴利行业”。例如，重庆市一家三甲医院5年间的年收入由5亿元增加到20亿元，这其实都是患者的“血汗钱”。由于政府对公立医院实行“自收自支、自负盈亏”的政策，医院创收越多，奖金越多。因此，很多院长只想着如何让医院多赚钱，而不关心如何让患者少花钱。现在，很多医院都在进行新一轮扩张，其背后隐藏的是难以抑制的逐利冲动。

　　重庆市红十字会医院院长何建国说，医疗消费是医生主导的消费，而不是患者的主动消费。在信息严重不对称的情况下，很多医生利用处方权，不断制造无效甚至有害的需求，把患者当成了牟利的对象。医生通过大量使用高值药品、心脏支架、人工关节收取回扣，已经成为尽人皆知的“潜规则”。其数额之大，远远超出了医生的“阳光收入”。

　　全国政协委员董协良指出，一个国产的心脏支架，出厂价不过3000元，可到了医院便成了2.7万元；一个进口的心脏支架，到岸价不过6000元，到了医院便成了3.8万元。心脏支架暴利超过贩毒，这是一件让公众难以接受的事。它的“高利润”不是因为“物有所值”，而是因“流通成本”实在太高，需要以回扣形式“贡献”于医院及医生们。

　　在暴利的诱惑下，很多医生吃回扣如同吸毒成瘾，很难主动戒断。据知情人透露，三甲医院的一名内科医生，凭着手中的处方权，每月拿到上万元药品回扣，是很寻常的事。某医院一名退休医生曾向医院领导提出，只要让他出诊，他可以不拿一分钱工资，因为他知道，只要有了处方权，就可以拿到回扣。

　　虽然我国明令禁止过度医疗，但由于过度医疗的界限模糊，很难被严格认定，医生总能把过度医疗解释为合理行为，把道德问题归为技术问题。例如，一名医生即使故意用高价回扣药替代常规药，也完全可以用个人经验、用药偏好、甚至“病人要求”等理由应对质疑和检查。

　　一位法律界人士忧虑地说，利用处方权收受回扣，数额较大的，应以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定罪处罚。但是，如果把这些医生都抓了，还能剩下多少医生看病呢？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李玲认为，公立医院的目标是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的健康产出，而不是追求利润最大化。要实现这一目标，仅仅靠增加财政投入是不够的，关键是转变激励机制，从支付方式、考核评估等各方面进行改革，使得医院和医生主动以提高人民健康、控制医疗费用为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