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隆冬。白雪皑皑的中国首都。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国际合作司多边处处长吴国高接到一份挪威王国卫生部的电传：请贵国查询，在遥远的湖南，是否有一家叫桃花仑的医院？吴国高靠在椅背上略略沉思，随即拨通湖南省卫生厅的电话。

很快，湖南方面返回信息：没有叫桃花仑的医院。但在益阳市有一处叫桃花仑的地方，那里，有一家市中心医院，其前身为挪威教会创办的尼尔医院。

电波迅即将这一信息传至挪威。挪威王国卫生大臣达格芬•赫布劳腾先生兴奋地从沙发上立起身来，向前来报告的卡丽•森德兰小姐说：“OK！太美妙了！请立即照会中国方面，我将于今年4月9日率挪威王国卫生代表团访问桃花仑。”

桃花仑，一个多么美丽的地名。可是，是什么魅力使远隔重洋的挪威卫生大臣对她如此倾情呢？

故事还要从赫布劳腾大臣的曾外祖父倪尔医生说起。

九十五年前，美丽的资江岸上走来几位高鼻子洋人

1904年秋天。南方的“秋老虎”使资江边上的益阳古城如同一只巨大的烤箱，留着长长的辫子的农民正在江边的稻田里收割水稻。忽然，一群赤脚的孩童在河岸上尖声地叫着：“外国佬！外国佬！”割稻子的男人们直起腰，循声朝河岸上的水码头望去。果然，有三个高个子的洋人正从江上的木船向岸边走来。

“来洋人了！”人们迅速地将这一消息向四周传去。这在将近100年前的封闭的益阳古城，无异于有人在油锅里倒上一瓢凉水。

这一行三人外国佬，走在前面的是爱德文•倪尔生医生。从挪威到中国，漂洋过海19000公里，他们将要在资江边上创办一家教会医院。当天，倪尔生医生在客居的益阳城的一家旅舍里，挑着一盏昏暗的桐油灯，记下了踏上这片土地的第一次见闻：

“……下午，我们来到了益阳城。益阳城位于资江下游。沿江行，首先跃入我们眼帘的是资江北岸的一个大宝塔，然后是江中绿洲上的宝塔，还有两岸的两个宝塔。老城墙外有一排茅屋，驻扎着300兵士把守。老城沿江自西延伸11里开外的地方，便是一个大商业区。老城4里长，全城总长15里，仅有一条主街。

我们登岸时，许多人群，也有士兵蜂拥而至。益阳的地方行政长官也来了。他担保围观的人们会对我们很友好。士兵领着我们走进主街，听到来了外国佬，人们从四面八方拥来看热闹。看热闹的人越来越多了，士兵就维持秩序为我们开道。士兵用竹鞭不时鞭打那些误入人群中的猪和狗。

游览了主街，我们泛起一叶小舟，沿江饱览江边景色。资江北岸，空旷无垠，令人心旷神怡；资江南岸，山峦起伏，古木参天，郁郁葱葱，山影与清澈的江水倒映成趣。啊，益阳山水甲天下！”

接下来，倪尔生医生的任务是寻找房子。在益阳古城的狭窄的街道上，房价非常昂贵，而且当地的居民并不愿将房子租给外国人。也难怪，洋人，对于地处内陆的益阳老百姓来说，是那样的陌生和隔膜。倪尔生医生在随后的日记里写道：

“星期一上午，我们拜访了一位掌管军事的九品官员，我们想知道他对我们的态度。他非常友好地接待了我们，但他说，益阳是个人贫地穷的地方，你们最好到四川或湖北那些富饶的地方去。

他侃侃而谈，使我们有些踌躇。我们问他能否租到房子，他说他从没听说过此事。其实，我们从其他人口中得知，在益阳租房并不难。下午，我们继续寻找房子，我们不知不觉地来到了资江南岸的一所学校。人们听说城里来了一位洋大夫，竞相走上船来求医。他们主要患的是眼科、皮肤科和消化系统的疾病。”

当时的中国，积贫积弱，是某些西方人眼中的“东亚病夫”。作为医生的倪尔生先生确实怀有一颗职业的善心。这位1871年7月6日出生在挪威的一个教区办事员家庭的医生，在他的一份至今保存完好的“学生年鉴”里记录着这样一段文字：“地球上的所有国家生活着相同血统的人，我们都是兄弟。我们应该互相共享我们得到的所有的一切；所有的需要与悲惨；所有的不幸与痛苦。”倪尔生认为，益阳的病人是他职业意义的体现，更何况，他已深深地爱上了资江边上这片美丽的土地。

于是，在1904年的那个秋天，倪尔生决定留在益阳。也从此在资江两岸，留下了一个挪威家族祖孙四代与一家中国医院的不解之缘。

桃花仑上的“螺钉医院”首开八百里洞庭西医、西药之风

在离资江岸边约1公里处，有一处叫桃花仑的地方。当时，这里还是益阳城郊。翠竹葱葱，古树参天，景色极是迷人。倪尔生看上了这块地方。1905年元月10日，倪尔生从陈姓和姚姓两个家族购得这块土地，雇工修路，盖房，历时一年余，终于建起了这家叫“尼尔”的医院。“尼尔”在英文中又称“螺钉”，因此，也有人称它为“螺钉医院”。1906年11月14日，桃花仑上的“螺钉医院”正式成立。倪尔生医生出任院长，多西娅•贵尔德•布兰生小姐是医院唯一的女护士。

这一天，倪尔生医生收治了当地的第一位病人。可惜的是，随着岁月沧桑，近一个世纪过去，这第一例病人的病历资料早已湮没，他姓甚名谁，因何病就诊，如今已是无从查考。

冬日日短。黄昏了，倪尔生医生晚饭后牵着小女儿倪爱珍（中国名）沿着医院门前的一条红泥小路散步。这条小路是建院时新修的，直通资江河边。先前每逢下雨，小路便成了烂泥路，后来，倪尔生请人在路面上铺了一层青石板，步行的行人到医院看病也就方便了许多。倪尔生牵着女儿一路欣赏着桃花仑美丽的景致，一边教着女儿不甚地道的中国话：“桃——花——仑……”又指着不远处资江边上的宝塔：“宝——塔……”小爱珍这时才三岁。她在中国生活了16年，到18岁时才回挪威。如今挪威王国的卫生大臣赫布劳腾先生便是她的孙儿。

尼尔医院的创立，开了八百里洞庭西医、西药之先河。倪尔生医生用显微镜查找病人粪便中的虫卵和细菌，尿液中的红细胞和白细胞；用体温计测量病人的热度；用听诊器辨识病人的心音、肺啰音和肠鸣音；用酒精给发烧病人作物理降温；用碘酊、红汞给外伤病人局部消毒；用注射器给病人肌肉和静脉注射药物；用植皮术使久治不愈的伤口溃疡愈合；用羊肠线像女人缝衣服一样缝合伤口；用一些中国人叫不出名字的化学药物治疗各类病人。这给土生土长的益阳居民带来了一股完全不同的新气息，也使传统的乡间郎中见识了西方医学的另一番天地。当时，尼尔医院设棕棚病床60张，重病者被收治住院，由倪尔生医生和布兰生小姐用西医、西药治疗。他们也学会了一些传统的中医疗法。尼尔医院很快成为益阳城乡居民求诊的地方。在倪尔生医生的日记中曾先后详细记载了尼尔医院1907年至1909年的业务统计数据：

“1907年共有3021个病人前来治疗……大夫们到城里、到乡下巡视54次……平均每个病人治疗时间为19.33天。330多人住院治疗，其中3人死亡，176人出院，134人完全康复，也有病人自行出院的，大多是吸鸦片拒绝治疗的人。

1908年尼尔医院治疗病人4417人，其中男病人3686人，女病人731人……患者平均住院治疗23.25天，住院总日数11646天，443人出院，6人死亡……女执事多西在医院工作，又请来一名护士。”

从倪尔生医生现存的90多年前的日记中可以看出，尼尔医院的业务发展是十分迅速的。到1909年，“尼尔医院有70个床位，接受了1万个病人。”这一年，保育员丹妮勒•约翰尼生•妮斯小姐，医生安娜和阜克德夫妇先后来到尼尔医院。1910年阜克德医师作粪便镜检时，在益阳最早发现两例日本血吸虫病人；随后，安娜医师又积极推广新法接生，接种牛痘，将青霉素引入临床。这些如今看来似乎非常一般的医疗技术，在80年前的中国，却是最先进的医学成果。成千上万的中国人的生命在这里得以救治。桃花仑上的尼尔医院渐渐地声名远播了。

倪尔生医生创立尼尔医院，其间的艰辛是常人难以想象的。他不仅要克服语言上的障碍和生活习惯上的差异，还必须事必躬亲。他在来益阳之前，花了很长时间学习装订、木工、木刻和制鞋技术，他既是医生，又是木匠、鞋匠和水管工人。他在日记中写道：“我们的住处是一间由土砖垒成的旧式茅屋，摇摇欲坠，茅草屋顶下有几扇小小的窗户，没有木板地……”倪尔生医生在益阳桃花仑这片土地上生活了16年，直到他返回挪威，并于1920年出任挪威基督教信义会秘书长。在益阳，他经历了中国发生的辛亥革命，目睹了清王朝的覆灭和随之而至的军阀混战，并于1912年在桃花仑创办了盲人残疾学校，教会他们学习织网、制篮、弹风琴等技术。这是湖南最早的盲人学校之一。可以说，倪尔生医生用他的智慧和汗水，谱写了一曲中挪两国人民的友谊之歌，这支歌已经连绵了近一个世纪，而且至今余音绕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