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居民医疗费用自付比例较高，医生过度治疗，相当于直接剥夺患者的财富，从而导致医患之间出现“经济对立”，这是造成医患冲突的根本原因

　　最近，上海发生一起医患暴力冲突事件。患者是安徽农民，因患严重心脏病，先请上海专家在阜阳做了手术，花费10余万元。后因出现感染，转到上海救治，随后病情恶化死亡，此间花费约12万元。为了看病，家里贱卖了宅基地，仍欠医院2万余元。由于难以接受人财两空的现实，家属和医生发生冲突，造成一名医生被刺伤。

　　这并非孤立的个案，而是带有一定普遍性的事件。在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医患冲突已经成为引发群体性公共事件的重要“导火索”，严重影响了社会和谐稳定，值得深刻反思。

　　医患冲突的原因很复杂，但医患信任解体是一个重要因素。上世纪80年代之前，医生曾是一个备受尊敬的职业，患者对医生的信任度很高，医患纠纷鲜有发生。然而，随着公立医院被推向市场，政府鼓励医院依靠自我创收维持运行和发展。医生有了“创收指标”，创收越多，奖金越高，大处方、滥检查等现象随之泛滥。由于我国居民医疗费用自付比例较高，医生过度治疗，相当于直接剥夺患者的财富，从而导致医患之间出现“经济对立”，这是造成医患冲突的根本原因。

　　众所周知，医疗消费是医生指导下的消费，患者属于被动消费，这是医疗和其他行业最大的不同之处。例如，在餐馆，消费者可以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点菜，没钱的点面条，有钱的点鱼翅，丰俭由人。但是，在医院，患者不可能讨价还价。医生让花多少钱，患者就得花多少钱。目前，我国医疗体制的弊端是公立医院过度逐利，患者经常“被高消费”。医生为了创收，在治疗上往往“只选贵的，不选对的”。这就如同消费者到了餐馆，本来想点一碗经济实惠的鸡蛋面条，但服务员非要上价格昂贵的鱼翅捞饭。其结果是，患者越来越不信任医生，医患矛盾日益加深。在长期失信的基础上，医生即便是出于善意，也常会被误解为想从患者身上多赚钱。因此，一旦发生医患纠纷，很容易引爆社会积怨，酿成群体性事件。

　　可见，医患信任解体，根源在于错误的医院创收机制和医生激励机制。在发达国家，医生主要靠劳务技术吃饭，因此基本都能遵循合理治疗的原则。然而，我国医生的劳务技术价值被严重低估，开处方和做手术本身不赚钱，只有多卖药、多检查、多消耗，才能获得收益。同时，由于我国医保实行按医疗服务项目付费制度，导致医生为了赚钱，常常过度服务，不仅加重了患者负担，而且浪费了大量的医疗资源。

　　消除医患“经济对立”，根本出路在于改革公立医院的运行机制，建立科学的激励约束机制。一是完善公立医院的补偿机制，提高医生的劳务技术价值，变“以药养医”为“以技养医”。例如，医生每看一个病人，就可获得一份能够体现技术价值的诊疗费。无论开1元钱的处方，还是开100元的处方，都和自身收入无关。这样就会促使医生依靠技术吸引病人。二是提高医保水平，逐步降低居民看病自费比例。三是改革医保支付制度，探索实行按病种付费、按人头付费、总额预付费等。例如，我国将儿童先天性心脏病纳入医保，医保机构根据对医院平均费用的测算，限定每台手术支付额为10万元，医院总额包干、节余自留。在这样的医保支付制度下，医生就会想方设法节约成本，用最经济有效的方法治好病，从而实现政府、医院和患者的多赢。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医患冲突的根源，在于医患长期失信。而要重建医患信任，必须打破旧的医药卫生体制，消除医患之间的“经济对立”，让医患之间的“零和博弈”变成“正和博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