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载，全国政协委员董协良在提案里揭露了医疗器械市场上存在的黑幕：“一个国产的心脏支架，出厂价不过3000元，可到了医院便成了2.7万元；一个进口的心脏支架，到岸价不过6000元，到了医院便成了3.8万元。”他说，9倍的心脏支架暴利已经超过了贩毒。

　　心脏支架暴利超过贩毒，这是一件难以让人接受的事情。因为它产生高利润不是因为“物有所值”，而是因为“流通成本”实在太高。这里的高价格当然属于“虚高”，这是一种公众无法接受的暴利。

　　之所以说这种做法会引起公愤，不太可能被接受，有如下原因：一者，人们难免会产生这样的担忧，在可媲美贩毒利润的巨大诱惑下，一些医生们会不会利令智昏，毫无职业底线，甚至是趁病人之危，给人装上那些可能是并不需要的心脏支架？二者，对某些病人而言，从病情出发，虽然心脏支架是必须安装的，但它的质量又是个问题。如果装哪一种支架与“回扣多少”挂上了钩，并且成为一种行业潜规则的背景下，患者如何能打消那种“花钱买劣质品”的担心与疑虑？

　　这样的心脏支架暴利，很可能会让医院及医生们获得足够的“非法”收入，但它却是建立在病人“痛苦”基础上实现的。一个人生了病，本来就是件痛苦的事情，但更糟糕的是，他们还得接受这样的狠“宰”一刀。尽管医者们可以因此暴富，但这样的“富”却根本经不起阳光晒。通过卖“天价”药品或器械来致富，根本上而言，它是医生的耻辱，也是整个社会的灾难。

　　是什么把医者们推进了这样的一条“黑色轨道”？答案有可能是“过度医疗养医”在发生作用。在当下，各地政府对公立医院的管理态度是，不给钱，只给政策。你想怎么干都可以，反正能够赚钱养活自己，不给政府添乱那就好。这种管理办法，很容易就被很多医院转嫁到医生身上。医院只给你开出很低的工资，要获得更多更高的收入，你必须得自己想办法。对医者们而言，在诊疗费及手术费低廉，甚至是亏本的现实下，选择过度医疗，依靠卖药物、卖器械来获得高收入就是最可行，甚至是唯一的路径。所以，在这种“过度医疗养医”背景之下，何处不暴利？哪能不暴利？

　　如何解决这种社会困局？关键在于养医问题的解决。政府的责任应该体现在这些方面，一是加大卫生财政投入的力度，改变公立医院主要靠掏公众荷包存活发展的局面。在当下，不妨考虑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近日提出的建议，选出3000家左右、完全靠国家财政扶持的公立医院。其他的绝大多数医院都应该松绑，应该放开，引进社会资金来发展。其次，政府卫生部门在医疗行为的管理上必须转变方向，改变那种只放权，不监管或懒监管的态度，通过严格执法，对那些滥用药物与器械，收取回扣的医生以严惩，甚至可以考虑吊销其执业资格。

　　最后，还要对医生收入模式进行根本上的改革，应该按照医生们的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来收取诊疗费用，根据接诊病人的病情复杂程度以及疾病的类别来设计收费标准。如果接诊普通感冒的病人与接诊心脏疾病的病人，给医生的诊疗费都是几元钱，让能做心脏手术的医生，无法通过自己的技术，来获得阳光的高收入及社会的尊敬，就根本谈不上什么劳动公平。

　　要真正摆脱医院及医生们对药物器械的过度依赖，除了规范整顿，政府还必须重新设计新的医院管理模式。比如，如何解决养医问题？只有在根本上铲除这种“过度医疗养医”的社会土壤，尤其是经济根源上的，这个问题才有可能得到妥善解决。很多时候，公立医院不公益，不是个道德问题，而是个管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