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占比是指药品占医药总费用的比例，计算公式是药品费除以总费用。在医院管理层面，这个怪异的考核指标一直牵扯着许多部门，俨然成了治理“看病贵”的良方妙药。

　　说实话，降低药占比喊了很久，却是起色不大，甚至有岿然不动之势和变装潜伏之嫌。时间一长，降低药占比已经成了一个大叔级的话题，有些顽固，你喊你的，他干他的。

　　我认为，对药品的控制开始源于药品贵，现在则更多关注滥用后的影响。医疗并不发达的时候，细菌也好，病毒也罢，医生并不一定搞得清它们的种类、性质与来源，尝试性的用药是最自然不过的事了。哪怕是现在，很多人总还是寄希望只通过药品来解决问题，可以肯定，“药到病除”有一半就是这样来的。所以，吃药治病理所当然，对药物外的治疗往往并不在意。

　　降低药占比妨碍治疗

　　现在，控制药占比要解决什么问题呢？理论上应该解决以下三个问题：一是解决药物滥用，特别是抗生素滥用问题，抗生素的滥用已经是全球性话题，中国尤为突出；二是解决看病贵的问题，贵在药品没人会不认同，少用药品，费用自然就会有所降低；三是解决治疗不规范的问题，一味依赖药物“后果很严重”。

　　药占比能降低吗？基于以下推断，我们完全可以把它定位成伪命题，因为它的不可操作性问题很多。首先，对病人而言，至关重要的一点是治好病，如果医生能够药到病除，哪怕全是药也不一定是坏事；其次，没有关联指标的控制，降低药占比就是一场暗箱中的魔术——看似成功了，其实一切都是假把戏。比如感冒，10元感冒药解决问题（药占比为100%），总会比8元药品费加92元检查费划算得多，尽管后者的药品费降低了，尽管后者的药占比只有8%。

　　我们已经知道了，药占比是药品在总费用中的比例。在它的计算公式中，药品费用是分子，医药总费用是分母。我们一起来设想一下，在总费用不受控的情况下，医院只需做大“分母”，就可以无端提高总费用来达到降低药占比的目的。

　　可见，降低药占比在操作层面上漏洞很多，何况统一下达药占比控制指标并不见得公平。

　　事实上，每个医院都有自己的临床方向，“方向”不同，治疗的手法不一样，药品的占比也就不一样。比如，综合医院和专科医院不一样，专科医院与专科医院之间也不一样，内科比外科的药物就一定用得多，内科中的神经内科比呼吸内科的药物用得多，精神病人几乎全部靠药。在一家医院，药物治疗的科室越多，其药占比一定很高。这样看来，药占比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样重要，一味地控制药占比还有可能阻碍治疗效果。

　　缓解看病贵方法很多

　　看病贵不贵，一是看病治没治好，二是看单次费用高不高。单次费用（或叫次均费用）是最关键的指标，而药占比只是整个费用控制过程中的一个环节指标。

　　缓解看病贵，需要把控的环节很多，单纯依靠降低药占比这一招难见其效。减少抗生素的使用，控制辅助用药的份额，实现精准用药还需要诸多工作要做。从宏观层面上来看，必须对门诊病人和住院病人的次均费用进行控制，或有效地降低药品的采购价格。只有对单病种前置了次均费用的指标，降低药占比才会体现它应有的价值与意义。

　　现在，降低药占比是伪命题，但不是说不要这个命题，更不可因噎废食，必须要转变观念、完善考核。要真正缓解“看病贵”，医院也只能做医院能够做到的事情，比如缩短住院床日，加快病床周转，开展临床路径管理，必要时考核大型检查的阳性率等等，单方面降低药占比走不稳也行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