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有一个人类免疫缺陷病毒（又名“艾滋病毒”，简称“HIV”）感染者开始接受抗逆转录酶病毒疗法（即鸡尾酒疗法）时，就会发现两个新发的HIV感染者……当人类进入抗击艾滋病的第四个十年时，如何降低HIV新发感染率已成实现全球HIV防控的关键。 
  
视线拉回至1981年6月，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首次向世界公布了5例十分罕见、危及生命的病例，并于次年9月，正式将此病症命名为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简称AIDS）。 
  
至此，拉开了人类与艾滋病的“持久战”。虽然30年过去了，这场战争似乎刚刚开始。 
  
特殊人群HIV疫情增长迅速 
  
1985年，我国发现了首例HIV感染者，而后感染人数不断攀升。截至日前，估计我国存活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78万，累计报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43.4万，其中死亡8.8万。不过，仍有大量感染者未被检测发现。 
  
当前，我国艾滋病疫情虽处于总体低流行，但地区分布差异大，部分地区和高危人群疫情比较严重。反观艾滋病主要传播途径也已从最开始的非法卖血、输血传播，然后到后来的静脉吸毒传播，现在逐渐转变为以无保护性行为传播的轨道上。 
  
“其中，男男同性传播已成新发感染者的重要传播途径。” 作为国家“十一五”、“十二五”重大专项——艾滋病和病毒性肝炎等重大传染病防治课题项目（以下简称重大专项）牵头人，卫生部艾滋病免疫学重点实验室主任尚红说，2008年～2009年，在全国61个城市开展的男男性行为人群（MSM）专题调查结果显示，全国大中城市MSM的HIV抗体阳性检出率平均高达5%，提示艾滋病在该人群中呈快速流行。 
  
以辽宁省为例，2010年报告HIV/AIDS病例的传播途径中，有79.3%为性途径传播，其中MSM占51.1%。 
  
治疗即预防 
  
其实，自艾滋病走进人们视野那一刻开始，就带有着主流社会的心理倾向，MSM、性工作者都被暗示与艾滋病有着不可言喻的关联。绝大多数高危人群唯恐成为“边缘人物”，即便是已出现症状，都不愿意去主动检测HIV病毒。而这一后果便是，越来越多的无辜者被感染。 
  
“因为我们无法从外表和行为的观察来判断一个人是否感染了HIV病毒，很有可能病毒携带者在不知情的前提下，把病毒传染了其他人。”尚红说。 
  
传统的艾滋病防控主要采取100%安全套策略、静脉注射吸毒者的针具交换策略、美沙酮替代疗法策略以及母婴艾滋病阻断策略。 
  
随着循证医学等研究的发展，国外研究者发现了生物医学技术手段对HIV传播具有显著的效果。包括男性包皮环切术、高危人群预防性服用抗艾滋病病毒药物、以及早期扩大抗艾滋病病毒治疗预防HIV传播策略等。 
  
“‘治疗即预防’已经成为国际上比较认同的预防HIV的新策略之一。”尚红说。 
  
近年来，尚红带领团队建立了我国首个国际水平的HIV新发急性感染者队列，这为研究我国HIV感染者疾病进展速度以及相关因素、有针对性地开展综合干预、降低HIV急性期的快速传播和艾滋病疫苗的研发奠定了基础。 
  
推广HIV核酸筛查 
  
尚红的团队还有一项重要发现：即无论是HIV阴性的高危MSM人群还是HIV阳性的MSM人群，均有1/5以上的个体是在不知感染状态的情况下，通过到血站献血的方式，来了解自己的HIV感染状态。 
  
“急性感染期HIV病毒载量水平很高，传播风险是慢性感染阶段的26倍，而我们发现的新发HIV急性感染者中，有28.1%曾去过血站献血以检测HIV的经历。”尚红有些担忧，因为传统的HIV抗体和抗原/抗体检测技术无法检测出此类“窗口期”感染者。 
  
“MSM人群持续上升的艾滋病疫情和较高比例的无偿献血行为，将会给我国的临床用血带来风险。”尚红已经将这一新发现上报给卫生部。 
  
卫生部相关部门听取意见后，已从去年6月开始，在我国11个省份14家单位开展血站核酸检测试点工作。并打算从明年起，核酸检测工作将逐步扩大到全国。 
  
从防控到降低 
  
我国政府先后制定了《中国预防与控制艾滋病中长期规划（1998—2010年）》等重要政策文件，提出了“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综合治理”的基本策略，采取了多项防治措施，如“四免一关怀”和“五扩大六加强”。 
  
“特别是‘五扩大六加强’将为我国有效遏制艾滋病的蔓延提供政策上的指引和方向。”尚红说。 
  
谈到重大专项在“十二五”期间的规划，尚红表示，将在“十一五”研究产出基础上，围绕着国家提出的从“初步构建有效防控体系”向“有效降低新发感染率和病死率”转变上“做文章”。 
  
比如，将加大抗病毒治疗投入，使抗病毒治疗不仅能提高病人的生存质量和生存时间，也成为预防新发感染的重要手段，以降低艾滋病发病率和病死率。 
  
难题与挑战 
  
政策颁布、项目实施、以及新的治疗方法投入应用，让很多HIV感染者看到了希望。但只要艾滋病存在，艾滋病的歧视就不会消失。这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实现早期检测或许能在帮助HIV感染者尽早治疗的同时，也能遏制新发感染的出现，而这恰恰是困扰北京佑安医院感染中心主任吴昊教授的难题。 
  
在治疗上，吴昊也面临着挑战，即治疗的依从性。2009年，在中低收入国家中，将近1/5的感染者在开始抗逆转录病毒治疗的12个月后不再接受治疗。“这样抗药性随着时间推移而增加，更多病人将需要更换二线和三线药物，由此影响治疗成本。”吴昊对《科学时报》记者说。 
  
“随着治疗手段的多样化，使患者寿命得以延长，同时，也会导致各种疾病的合并发生。而这些并不是一个传染病医生能够掌控的，需要各科室的医生给予支持。”吴昊建议成立多学科联合攻关的平台，来“对付”艾滋病。 
  
“我相信，在5年之内，肯定会出现更强效、长效的药物。”吴昊坦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