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潭的旧城其实很窄。出城正街约200米便是湘江。大概旧时的湘江岸上有古柳、白鹭之类，却到我20年前进城谋生时，那柳树已是难寻，白鹭也不见了踪影。只有沿江的马路两旁，高高低低地筑着些老屋。自然也有例外，老屋中间突兀地出现一栋灰色小楼。那小楼三层，蛮新；门前植着两株泡桐，绿茵茵如伞。

我就在这小楼里上班。

其时，小楼是湘潭县卫生局机关。既是机关，必有首长。那首长之一者，李峰先生也。

那时的李峰先生，便已是年近花甲的老人。老人言少，常微微地笑。他正坐在我的办公桌对面，每每抬头，便见他那半寸长的平头上，有丝丝白发闪现。偶尔，他也忽地抬头，我们便四目相视。此刻，他大多朝我无声地笑笑，我亦报以微微的一笑。彼此无语。

久了，我从机关的同事口中知道了先生的一些旧事。先生年少即投身革命，五十年代便任湘东某县县委书记，却又不知因什么原因，从那位置上降了下来。据说，降职后的先生，在湘潭县一中当过支部书记，再后来，竟然时运一年不如一年，直至贬谪到湘潭县交通局航运公司任一个什么小职务。这样的岁月熬了许些年，才终于“落实政策”到县卫生局当了个副局长！我闻知，心中不觉酸楚！难怪老人白头哩！难怪老人寡言哩！然那时我还年轻，于人世的艰辛还似懂非懂，也不知老人的身上，曾经落下过多少世俗的白眼。

渐渐地，我和先生熟络起来。他对我极好，换句话说，他喜欢我这个年轻人，我也喜欢他这个落魄的老人。记得第一次应邀去他家是一个春天的雨夜。那时，我刚调进城不久，独自住在机关二楼一间不足4个平方米大的小屋里。下班时，他说：“晚上，若有空，去我家坐坐？”我便答应下来。雨不大，淅淅沥沥地。我沿着一条小巷，照着他告诉我的路线，寻到他的家。那是县委大院围墙外的一栋农舍样的建筑。房子不大，大约二、三间吧。屋前屋后，尽是菜地。先生很高兴，拉我坐在一把小木椅上，只是依然话语不多。檐边，有雨滴滴哒哒。房内，只有一盏油灯如豆。我便有些奇怪。老人家中怎就不见电灯？尽管是菜园里的一处小屋，毕竟是城市的边缘啊！我不便问。坐不太久，便起身告辞回了自己的蜗居。第二日，我忍不住问同事，方知先生自建成这小屋后，曾请县委机关行政科帮助解决照明用电，这对仅一墙之隔的县委大院来说自然是举手之劳。却不料遭到拒绝。老人自此便点煤油灯，哪怕后来有人一再主动提出给他安装电灯，他都一概地谢绝了！我闻言，心中梗梗！那已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了，湘潭城里还有着一位老人每晚坐在煤油灯下读书！

这个雨夜的旧事，至今仍清晰地印在我的回忆里。自此，我格外地敬重先生。这是一位多么自尊的老人啊！他咀嚼着岁月带给他的屈辱和苦痛，默默地将它们吞下去，一口，又一口。那是怎样的一种与生俱来的男人的骨气！先生的性格，给其时还算年轻的我以震撼、以影响。后来，先生下乡，便常叫我陪往。只是我们之间，依然话语不算太多。

先生下乡，出无车。远，坐长途汽车；近，便徒步行走。倒是我用单车驮着他走过几回不远不近的乡间机耕路。记得也是一个春天，我陪他去湘潭县明道乡。那是一个偏远的大山深处，他去村上了解农民看病就医的情况。我向乡卫生院借了部单车，驮着他在山间的土马路上颠簸。我们跑了一整天，归时，天已黑，只好推着单车回乡卫生院。春夜的景致最难忘的是那四野的一片蛙声，先生停住脚步，吟起了古人的诗句：“稻花香里话丰年，听取蛙声一片。”吟毕，他说：“有空，多读点古诗词。读多了，自能寻到某种意境。”第二日，我们回县城。在明道乡的那个深山小镇上的商店里，先生寻到了煤油灯泡。那时，这东西在城里早就买不到了。他买了好几只，很高兴。我帮他提着，拉他去售书的柜台前，请他帮我挑了一本定价三角八分的《唐宋词一百首》。如今，20余年过去了，那本小书依在，只是书页早已发黄了。

岁月就这样悄悄地逝去。终于，先生的冤案得已彻底平反。那是一个星期天，记得也是一个雨日，先生要离开湘潭，举家调迁省城了。我真为他高兴！一如自己逢上了这样的好事。清早，我从30里外的河口的家里赶进城来，为他送行。我带给他四瓶“龙牌”酱油。他只收下两瓶，算是领了我的一份心意。几天后，我收到他从省城寄给我的信，告诉我新家已安顿好了，希望我去做客。大约又过了半年多，我去了长沙。我们约定时间在湖南宾馆大门前见面。先生在那里开会。其时他已任职湖南省公安厅副厅长。

我们见面了！他很高兴，依然是微微地笑，不太多的言语里，流露出长辈对晚辈的关怀。此时的先生自然配有小车了。他领我驱车西行至岳麓山下他的寓所。那天正是周末，他的儿子们都回来了，李妈弄了一桌菜，先生还破例叫我喝了一杯酒。席间，先生告诉我，平日里他无空回家，住在河东的省委接待处。只有周末，若无紧要事，才回家聚聚。我望着先生，头上的白发似乎又多了些许，依旧瘦。

又过了一些年，我奉调进了省城，当了一名记者。我去告诉他，他好高兴！就像自己的儿子中了举人一般。后来的日子，一晃过去十多年，因为忙，我也很少去看望他。他有时来找我，我不在，便在我的办公室留下一张便条。我们之间始终保持着一种淡淡的，却又久远的忘年之谊。我敬重他，却很少说出口来；他爱护我，却又多半地藏在他的微微的笑意里。及至前年冬天，我收到他寄来的一个厚厚的信封，展开一读，原是先生多年写下的诗文。我忙放下案头的编务，拜读先生的诗作：“昨遇一老农，闻言心忽沉！早稻尽征购，秋收往胜今……每年猪头税，农民板上砧。肥了城狸鼠，孤老泪沾襟。寄语当权者，重农要真心。”啊，先生！您以古稀的高龄，仍不改耿直的忧民之心！我只觉心中涌出一股热流。再读下去，见先生在一首诗中忧愤叹曰：“直树山上犹可寻，哪容直人古迄今？多少慷慨陈辞者，言犹在耳身已擒……但愿此后众百姓，能富又能自由吟。”我没来得及读完他寄来的诗文，便匆忙离座，去找总编。总编读过几首，忽击案叫道：“发！先发三首，配个作者简介！”我没有想到的是，几天后，先生在给我的回信中竟然拒绝发表！他说他的诗文仅仅只作百年后留给至交的一份纪念！我知道他的脾气，只好作罢。

先生今年快八十高龄了，夫人也不幸于几年前故去，自然是身体也大不如前了，常常半夜里发作心脏病。却先生仍以如此老病孤身，关注着窗外的世界，关注着芸芸的众生，关注着国家的兴亡……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我想，这就是中华民族赖以生生不息的一种阳刚之气！他藏在先生和许许多多像先生一样的人的骨头的深处！一个国家这样的人多了，国将兴；一个民族这样的人多了，族不亡！

愿李峰老先生长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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