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降下帷幕的全国九届人大二次会议，对于医学界来说，有两份代表的提案引起了国人的注目。一份是山东代表谢立信的《关于角膜捐献法立法的议案》，另一份是浙江代表姚克的《关于要求制定人体器官捐献法的议案》。这无异于给古老的传统观念投下了两枚重磅炸弹。

话题应该从去年说起。去年10月15日，北京人民医院大夫高伟峰为了救治绝境中的急症患者，从医院太平间摘取了死者的眼球，使两个患者复明。后来被死者家属发现，要求追究医生的法律责任，并索赔50万元。司法机关随即立案侦查，高被取保候审。此事经媒体披露后，在社会各阶层引起了剧烈震动。人们在沉思：医生为何要去窃取死者的眼球？中国的器官捐献情况究竟如何？

问题就在这里：中国的器官移植手术几乎“无米下锅”。而导致“无米之炊”的根本原因，便是在中国人的传统意识中，亡者的肌肤神圣不可侵犯。“身体发肤，受之于父母”。更不要说将亡者的脏器移植给他人，那简直是亵渎神灵，辱没祖宗，天理不容的大不敬！正是这种传统文化的积淀，导致中国器官移植举步维艰。事实上，我国现在的器官移植无论是技术还是设备，都与国外保持在一条水平线上。但在我国目前150万尿毒症患者中，每年的肾脏移植仅3000例左右；而人口为我国1/4的美国，每年超过1万例。多少完全可以活着的人，仅仅是因为没有可供移植的脏器而不甘地死去。

在国外，身后捐赠器官的举动已为人们所普遍接受，蔚为风气。据说，在西方的一些国家，一个人如果没有器官捐献意愿，便连竞选总统和议员的机会都不可能拥有。1971年，美国国会通过了《统一组织捐献法》，规定任何超过18岁的个人均可在身后捐献他身体的全部或一部分用于教学、科研和移植；如已作出这种表示，则不能被家属所取消。还有一些国家的法律规定：公民生前没有作出不愿意捐献器官表示的，都可以被认为是自愿捐献器官，医生据此就可以进行器官移植，其他人不得反对。

去年4月，北京朝阳医院泌尿科主任管德林在澳大利亚做访问学者时，参与了一起从自愿者身上摘取器官的行动。死者是一位26岁的妇女，因车祸脑死亡，医生摘除她全部的脏器，移植给等待器官的病人，救活了6条生命。回国后，管德林写了一篇《她把微笑留给人间》的文章，寄给北京一家报纸，期望以此带动国内器官捐献。但文章没能登出来，据说理由是“不合国情”。某报在报道这条消息时，借管德林的口感叹道：做好事真难啊！

其实，在中国这个封建意识十分浓厚的国度里，自古以来，就是做好事很难。正是这样的“国情”，使古代中国的医生们始终无法了解真正的人体解剖知识。传说历史上有这样一位女人，她在丈夫久病身故后，为了探知丈夫究竟因何病而死，竟敢给亡者开膛破肚。但结局是这位勇敢的女性被处以凌迟，且遭到时人的千夫怒指。也许正是由于这样的“国情”对中国医学的束缚，使中西医学的距离曾经相差遥远。如果今天我们依然为这所谓的“国情”所困，就不仅仅是阻碍中国的医学进步，更严重的是将阻碍整个社会的进步了！

因此，九届人大二次会议上的那两份代表提案，其意义就不仅仅在于它将推进中国器官捐献立法的进程，更重要的是，它将借助法律的力量改变传统，推动社会前进。

历史的每一扇窗户的启动，都得益于智者和勇者，先驱们昨天和今日所付出的，是为了人间的明朝更美好。事实上，早在1988年，中国医学界就有人从器官移植的角度提供过“脑死亡”问题。实行脑死亡法对器官移植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因为脑死亡通常早于心跳呼吸死亡时间，实行脑死亡法，可以及时得到可以利用的器官，拯救濒危病人，这在国外许多发达国家都为法律所认可。1995年，在武汉成立了“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其宗旨是推动器官移植研究。目前，该会正在组织法学界的专家起草《器官移植法》。1997年2月，南京成立了一个名为《红十字会捐献遗体志愿者之友》的协会，会员已经发展到540名。这是中国大陆第一个民间器官捐献组织。现在的问题是，当医学界的有识之士发出一声声的呼唤时，我们的社会，包括我们的政府首脑，该作出怎样的反应呢？

据报载，今年3月1日，一位44岁的日本女病人在脑死亡后，医生根据她的生前志愿将她的心脏移植给一位病人。这是日本的脑死亡法令在去年10月份正式生效后进行的第一例脑死亡后器官移植。日本首相小渊惠三闻讯后，充满感情地对国会的议员们说：“我想感谢这位捐献者和她的家人，我从心灵的深处希望，这位捐献者的希望能够在日本人心中继续存在下去。”

这是日本首相的声音！

这也是整个人类社会对器官移植者应有的感谢！

为了人类的生命和死亡，让我们迎接中国器官移植的春天吧！我们相信这一天不再太远！

君健网（www.junjian99.com）专稿，转载方请明确注明出处及链接，或完整保留此版权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