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年前的那个秋天，留在我记忆深处的是永远的感伤和怀恋。及至岁月的长河悄然流淌到我两鬓渐白的今日，我依然能清晰地忆起当年的情景：一群少年，茫然地离开教室，告别自己的校园，三三五五地行走在乡间的田埂上。身后，便是那从此只有梦中方能重回的母校！

我失学了。这一年，是公元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这一年，我才13岁，正读初中一年级！

从此，我不得不踏上一条充满辛酸和苦涩的自学之路。

从习医到从文，既有家父的期望，也有少时的抱负

我降生在湘潭县一个乡村教员的家庭。父亲也算是乡间的一个读书人。这使我从小便有机会接触到其时乡下很少见到的一些书籍。大约从9岁开始，我便生吞活剥地读过父亲的一些藏书。记得有《星火燎原》、《志愿军一日》、《红旗飘飘》等。年岁稍长，又从阁楼上父亲的书箱里寻出《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茶花女》、《唐诗三百首》之类。那时毕竟太小，所读之书，并不懂其义。但这种少年之为，却从此养成了我终身爱读书的习惯，也使我从小崇拜写书的文化人。

少年失学，令我父亲措手不及。他大概是不甘心自己的儿子成为乡间又一个半文盲，一开始，他每月列出书单，嘱我早晚在家读书。及至我15岁那年，便送我去邻乡的一位很有名气的老中医家习医。从此，我白日去田间劳作，晚上在灯下苦读。夏天，乡下蚊子太多，我只好点盏小煤油灯赤膊躲进蚊帐读书，淋漓的汗水常常将我身上的短裤湿透；后来，家里穷得竟连买煤油的钱也没有了，我只好上山砍回松明，靠着松明的微光读书。我毕竟年少，白天繁重的农活，使我晚间精疲力竭，每每读着、读着，便懵然睡去。迷蒙中醒来，我只能狠劲地拧自己的大腿，打自己的耳光。清醒了，再捧书苦读。三年学医生涯，我熟读了《内经》、《伤寒》、《金匮要略》等中医经典；尤其是《药性》、《脉诀》、《汤头歌括》、《新方八阵》、《温病条辨方》等医书，可以说是倒背如流。这使我从此有了一定的中医和古文基础。

1971年6月，我参加了工作。那是一间小小的区医院。我在那里生活了9年，当过药剂员、防疫专干和医生。在那段洋溢着青春气息的岁月里，我始终坚持自学。我至今仍保存着一张早已发黄的《人民日报》，那上面有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我曾经将这张报纸贴在卧室的墙壁上，旁边还贴着一张自制的表格。我要求自己每天自学5个小时，睡前在表上划“正”字。我感谢徐迟老先生，他使我真正明白了为什么而自学！他使我少年的抱负从此跳出乡村的天地。多年的自学，给我留下盈尺厚的一叠读书笔记。“文革”后的1979年，全国卫生系统第一次业务统考，我以97.5分的高分，取得全县中医考试第二名的优异成绩。次年，我被调入湘潭县卫生局，从事秘书工作。

工作环境的改变，使我不得不放弃多年苦习的医学。从1982年开始，我转而习文，利用空闲时间练笔写稿。其时，我的两个女儿正小，弟妹亦需我供养，生活的重担常常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我咬着牙坚持自学。在县卫生局工作的6年中，我没有摸过一次“扑克”。我在七楼宿舍房门上贴过一张小纸条，上写“闲谈不过十分钟”几字。就在这卧室兼书房的小屋里，我得过湘潭市4000多名夜校学员统考第一名、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科学社会主义》考分全省第三名的好成绩。先后在省以上新闻单位发表各类文章120多篇；1984年和1985年，我连续两年获湘潭市优秀通讯员称号，受到市委宣传部表彰；1985年获湘潭县工农教育标兵，被树为自学成才典型；我的小说开始在《健康报》以整版的篇幅发表；小小说《处长跌了一跤》、散文《月夜小记》分别获湘潭市文联、湘潭日报联合征文一等奖；我历时两个多月采写的长篇通讯《拳拳赤子心，耿耿爱国情》在《光明日报》、《健康报》、《大众卫生报》、湖南电台等媒体发表。《湘潭日报》以两个整版刊发该文，并由此辟出向文中主人公梁国农学习的讨论专栏，为期达4个月之久。至今一些“老湘潭”还依稀记得起这件旧事。

1986年前后，我长期的苦学终于引来了人们注视的目光。湘潭市的一些领导机关和省城的新闻单位相继商调我。我选择了《大众卫生报》。从此，正式步入神圣的新闻殿堂。

从办报到办刊，在不同的岗位上不懈追寻自学梦

由于在湘潭有过从事新闻写作的一些经历，加上报社的一些老师的悉心指教，我较快地适应了编辑、记者这一新的角色。刚调长沙时，省卫生厅的主要领导多次要求我去他身边工作。但我毕竟太热爱新闻事业了，再一次选择了大众卫生报社。

从1986年10月至1992年10月六年间，我先后担任《大众卫生报》新闻版、科普版和副刊编辑。任过中国卫生文学创作研究会理事、湖南省报纸副刊研究会理事、省直杂文学会理事；先后加入省作家协会和省杂文学会，成长为一名作家。从1988年起，连续四年担任省专业报副刊好作品评委。我策划和组织过“白求恩杯”卫生文学和“首届全国校园卫生”散文征文活动，共征稿5000余件，在全国卫生报界造成很大反响。当时的《健康报》总编辑纪云龙先生专门撰文赞赏。我主持过省第二期卫生文学讲习班，聘请作家、编辑家授课，培训了40余名副刊骨干作者。我共编发了3000余件、约200万字稿件，其中自己采写、创作和编辑的作品有20多篇获省、全国性好新闻、好作品奖：1987年，通讯《赤子心》获全国卫生好新闻奖；1988年，小说《春桃》获省计划生育征文奖；1989年，散文《生命的纤夫》获全国首届报纸副刊好作品三等奖；1991年，报告文学《残损的大雁》获中国作协、卫生部联合主办的第二届全国卫生文学创作三等奖；同年，我编辑的散文《认识你真高兴》获全国第三届报纸副刊好作品二等奖。与此同时，我利用业余时间从事文学创作。散文习作《往事杂忆》、小说习作《七叔》、《古渡》、《厕所风波》、《小镇上的六先生》等30多万字的作品先后发表，获得一定好评。同时，我于1997年12月全部通过湘潭大学主考的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历时三年，终获大专文凭。

1992年10月，我奉命筹备湖南第一家医学科普期刊——《康乐园》杂志。在省卫生厅和省健康教育所领导的支持和指导下，我起早贪黑，主持起草了《康乐园》杂志办刊设想、市场分析、申请刊号报告等文件，向省、国家有关部门呈送报告书。到1993年元月4日，在不到3个月的时间内，我从北京取回正式刊号。省新闻出版局期刊处的同志曾称《康乐园》刊号申办之快，创造了湖南期刊界的奇迹。1993年5月8日，《康乐园》正式创刊。其时，省卫生厅主要领导兼任杂志编委会主任，省健康教育所所长兼任主编。而大量的日常工作，包括人、财、物和采编、出版、广告、发行等工作就落到我这个毫无经营管理经验的常务副主编肩上。我深知，只有学习，方能长进。我南下广州，北上武汉。去《家庭》、《家庭医生》、《南方周末》、《知音》等知名报刊虚心求救。在学习别人长处的基础上，我在湖南期刊界较早地实行职工结构工资制、栏目淘汰制、人员聘任制、部门干部竞聘上岗制。从一开始，就试图将杂志的广告、发行等经营工作引入市场。那是一段我过来的生命史上异常辛苦却又充实的岁月。经过全体职工的共同努力，到1995年，杂志期发行量达到4万余份，是省重点发行期刊之一。1995年6月，《康乐园》曾作为国内百家优秀期刊之一赴香港参加国际书展。杂志年广告收入也达到80余万元。我本人亦分别于1994年、1995年两度获省卫生厅嘉奖。

在创办和主持《康乐园》杂志工作的四年时间里，我为这份杂志真诚地奉献出了自己的劳动。及至今天，我仍不后悔那段艰辛甚至是屈辱的经历。它让我学到了许多知识，也让我有了一次报效社会的机会。

1996年10月，我离开《康乐园》，回到了《大众卫生报》。此后四年多的时间里，我协助报社领导管理过广告部的工作；任过生活版的编辑；策划和新辟了《大众卫生报•月末版》。我确立了月末版的报道宗旨是：“讲述普通人的健康和生命的故事。”围绕这一主题，我组织了大量的稿件，也自己深入生活采写了大量的独家新闻。纪实文学《垃圾场里捡回的死神》、《腌菜作坊里的五条人命》、《株洲假酒案追踪》、《一个麻风病人的凄苦人生》等作品发表后，均在读者中引起很大反响。我在报社老总们的全力支持和决策下，又策划和实施了《潇湘古镇行》采访活动，单骑行走于湘西的大山之中，前后达3个月之久，行程数千公里，寻访了40多个千年古镇，采写和记录了来自民间的新闻和素材10余万字。在这次古镇行采访活动中，我深入土家苗寨，肩背行囊，晓行夜宿。吃过百姓饭，睡过百姓床。听社会最底层的百姓讲述过他们的希望和故事。其间自然有过许多的辛苦，何况自己已是年近半百的人。孤旅途中，总多不便。但此行收获甚多，它使我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一个编辑，穿的是百姓织成的衣，食的是百姓耕种的粮。理应懂得百姓的苦与乐，理应替百姓做些他们想做而不能做的事。那么，我们编辑就应从编辑部这个“象牙塔”里走出去。百姓之中有好故事，好新闻，也有真正的学问。日后，我还将寻找机会，继续这次采访。

我自1993年9月晋升为主治医师（2000年评转为编辑）以来，近八年间，共编稿、审稿约500万字，写稿约40余万字。所写稿件至少有十件获省、全国性好作品奖。无论是在杂志常务副主编的位置上，还是在报社当一名普通编辑，我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自学梦。我羡慕如今的少年和青年，他们有着多么美好的读书生活！“知我者谓之心苦，不知我者谓之何求！”自学之苦，唯自学者自知！

从弱冠到半百，青丝熬成了白发，自学之心终不死

我是一个学业上先天不足的自学者。我曾经也有机会去谋求一份本科文凭，也完全有可能为考试过关而去突击外语。但我实在舍不得时间，繁忙的工作也不能给我时间去为考试而考试，为文凭而文凭。我已是中年，应是多为社会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的时候了。在主持《康乐园》杂志工作期间，我先后选送两名编辑去武汉大学中文系进修；一名编辑去湖南师大新闻系本科班深造。而我自己，别无选择地只有坚持在实践中自学了。

自学的终极目的应当是为了给社会尽可能多地做点事情。步入新闻殿堂15年来，我在编稿和写稿的同时，悉心总结自己的点滴心得，撰成论文，以求教于师长。早在1988年，为从某一个侧面探究读者对卫生科普报的心理需求、阅读需求以及不同层次的社会人群对卫生科普知识的兴趣和接受能力，我试就515封读者求医咨询信进行统计学处理，整理出《515封读者咨询信分析》。该论文发表于《中国健康教育杂志》1988年第5期。我在该文中提出：“读者的需求是‘的’，报纸的知识传播是‘矢’。应根据读者需求的‘的’，而放知识的‘矢’。有的放矢，方能使报纸立足于读者的土壤之中。”1997年上半年，我收到一封读者来信，说他患结石的妻子几次去医院做碎石术。结果，不但结石未能排出，反而把肾脏损坏了。我立即带着这封信去湖医附二院泌尿外科，采访了科主任刘任教授，请他解答了其中的一些医学问题。专访《碎石术不可滥用》见报后，我又先后收到几十封结石病人的咨询信。根据咨询者的各种提问，我又组织了几篇科普专访，一一回答读者关心的问题，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我从这件事上更加体会到：我们办的报纸，是给读者看的。作为编辑，应当不断地研究读者的需求心理。否则，读者需要的是“太阳”，你捧上一颗“月亮”，不但劳而无功，反而做好不讨好。

我从1987年下半年开始接手《大众卫生报》副刊。作为一张卫生科普报，它的副刊较之其它党报、综合性报的副刊来说，自然有着许多的特殊性。如何使它贴近读者？我通过几年的探索和思考，提出了卫生科普副刊与新闻报、科普报之间多数的配合，少数的不配合的关系；副刊整体思路上的大卫生观为主与小卫生观为辅的关系；副刊栏目设置上的稳定性与灵活性的关系。这篇题为《试谈卫生科普报副刊的三个关系》的论文，发表于《中国健康教育杂志》1990年第6期。三个关系的处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这里其实有一个“度”的问题。就像做一盆鱼汤，盐少了，不鲜；盐多了，涩口。恰到好处，才成可口美味。编辑其实便是一位“厨师”。高明的编辑善于把握“度”，善于调众口。当然，此非一日之功，我将终生追求这一高度。

我的论文，大都源于工作实践中的思考。1993年，我从事《康乐园》杂志管理工作后，渐渐地悟出了一个道理，那便是“一份期刊的主编，不应仅仅是主‘编’，还应当是一个纵横市场的企业家”。我在一篇题为《论市场经济条件下，科技期刊的生存和发展》的论文中指出：“当我们在理念上将自己出版的刊物视作了一种商品，那么，我们的主编在某种意义上就成了‘生产’这种商品的‘厂主’。如何当好这一‘厂主’呢？一份期刊，它不仅仅是编辑、出版的单一活动，而且是一种环环相扣的经营创利的市场行为。一个出色的主编，不仅仅要会‘编’，还要会策划，会赚钱。”随着报刊界的日益市场化，我数年前的预见今天已渐成事实。

报纸，作为定期出版的新闻纸，自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不断地面临挑战。随着有“第四媒体”之称的因特网的问世，有人预计其影响力将在10至20年之内超过报刊、广播和电视。21世纪的中国报业，该如何寻找自己的对策和出路？1997年，我撰写了《在第四媒体冲击下，21世纪中国报业前景之展望》一文，提出了：“大约在21世纪的二十至三十年代，中国的传统报业将出现大幅度的萎缩……这是一场无法避免的阵痛。阵痛前后的中国报业，为了生存势必进行大规模的功能调整、技术更新和体制重组……中国将拥有数家或数十家庞大的能左右世界新闻业的更新意义上的报业集团……将迅速而有效地扩张为囊括第一、第二、第三，甚至第四媒体在内的全新的报业。”这当然只是我的一种预见。此文被中国妇女出版社出版的《新世纪报业初探》一书收入，并刊为首篇。

漫漫自学长路，终无止处。如今，我的青丝熬成了白发。日积月累，我终于写下了各种体裁的作品约百余万字。我历时近一年创作的长篇纪实文学《洞庭殇》，首次披露了侵华日军常德细菌战的罪恶史实。潇湘电影制片厂曾计划改编成20集电视连续剧；我采写的报告文学《一个挪威家族和一家中国医院的故事》曾被香港《紫荆》杂志、广州《家庭》杂志和国家红十会主办的《博爱》、合肥的《恋爱•婚姻•家庭》等数家报刊发表和转载；我曾深入麻风村，实地采访麻风病人的凄苦人生；我报道的《黄河滩上苦男儿，多情湘女为你撑起一片天》、《感天动地，他为绝症儿殉身》等文章，发表后均在读者中引起强烈共鸣。我年已渐老，发已渐白，却想做和要做的事情正多。我唯有抓紧，一日也不敢懈怠。也许，这一生，我将一事无成。但我能安慰自己的是：我奋斗过！在漫漫的自学长路上，我没有懒惰！

唉，欲圆我的自学梦！谁圆我的自学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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