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着长长的一排桌子，李茹（化名）向我打了个招呼，然后远远地躲在桌子那一头。我在她对面坐下来，她突然有些手足无措，半天，回报以一个友好的微笑。 这里是北京佑安医院感染一科，收治的都是感染了HIV的病人。现在，一项防治艾滋病新药的临床实验项目正在这里进行。符合条件的患者，治疗、食宿全免。艾滋病患者李茹正在接受这项治疗。

“人人都躲着我，你却没有……”看得出来，她很感动。“我这些事情从来没和别人说过……”

不让丈夫孩子知道

2003年冬天至今的这段岁月，永远清晰地烙印在李茹的记忆里。

“那时丈夫突然浑身皮肤溃烂，我陪他赶到百十里外的运城市，化验结果显示，丈夫得了艾滋病。医生让我也化了验。结果出来后，我整个人都蒙了。我被丈夫传染上了艾滋病！”丈夫是因为卖血染上艾滋病的。“要不是得这病，我也不知道丈夫为了还家里的债，背着我偷偷去私人采血点卖了血。”

丈夫必须马上住院。“住院期间，电视里有个节目说的是河南艾滋孤儿的事。想着在家的两个孩子，我当时思想压力特别重，觉得生活从此拐进了死胡同。”

尽管心里受着煎熬，李茹还是决定把自己得病的事“哪怕烂在肚子里，也要瞒到底。”“丈夫病得那么重，说了只能给他思想背上包袱，我想让他多活几天。”这个秘密一直瞒到2004年丈夫去世。

不光是丈夫，直到现在，两个孩子还不知道她得病的事，更别提70多岁的老父亲了。那个时候，母亲的坟头是李茹哭诉的地方，在过世的母亲面前，她可以痛痛快快地宣泄。

还债的日子

从嫁到夫家开始，债务就像和她结了仇。“我们是1987年结的婚，那时他家有700多元的债务，后来公公得了一场大病，瘫在床上，看病抓药处处离不开钱。”

为了还债，李茹和丈夫拼命在外打工。“月底领了工钱就赶紧还债。背着一身债。”“家里有十亩地，忙完厂里的活，赶紧往地里赶。地里的活，只能在散工后挤时间去干”。

李茹清楚地记得，到1989年时，信用社的700元贷款，加上利息，变成了1030元。”“当时我打工一天才挣3元，一个月才90元。”李茹说。

公公过世后，为了给小叔子娶媳妇，背着原来的债务，她又硬着头皮借钱，这笔新的债务她和丈夫默默承担了下来。

这债一还就是7年，李茹和丈夫在外面到处打工。到了1999年冬天，李茹家的债不仅还清了，而且越过越好，积攒了些家底，李茹一口气盖了十间新房。在当时，这可是村里最好的房子。村里人说“李茹真是个了不起的女人，她的气魄和能干男人们都比不上”。

但是，灾难却在这个时候降临了。在一家食品厂打工时，遭遇了一场大火，虽然火里逃生，李茹的双腿、双脚却被烧得面目全非。最让人寒心的是，肇事的老板跑了，李茹的医疗费成了泡影……伤痛的折磨，讨要治疗费多次未果，生活再次陷入困顿。为了给妻子看病，丈夫瞒着李茹借了高利贷。

腿脚严重烧伤，2001年，她“整整在家坐了一年”。“看病要花钱，丈夫在外卖苦力，孩子经常连口热饭都吃不上，债台一天比一天高，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从那时起，到给丈夫治疗艾滋病，债务已经累积到两万多元。为此，14岁的大儿子不得不放弃学业，去镇上打工。这段期间，李茹爱重复一句话，“就算艾滋病不是一般的病，日子总得继续。”

李茹就是靠这个念头，继续着她的还债生涯。

丈夫卧病在床的那段时间，早上让一家人吃了饭，李茹便跨上自行车去干活。中午赶回来做完饭，再跑出去继续干活。“她就像一只陀螺，在灾与病两条鞭子的抽打下，从来不敢停下来。

丈夫去世后，李茹把眼泪咽在肚子里，一个人继续在外边做买卖，挣钱还债。“早上4点半出发，到运城市时才5点半。走得远一点，东西会进得便宜点。”

奔波在运城和家里之间，有时一想到自己的病，李茹会觉得一切都是临时的，包括心情。

秘密公开了

“2003年底，卫生防疫站在村里搞艾滋病普查，村长走了口风，告诉村里人说我得了艾滋病。”提到现在在村子里的处境，李茹委屈里夹杂着无奈。

“原先一直在玻璃厂打工，厂里知道我得了病后，就不要我了”。比HIV病毒更可怕的是别人的白眼、狐疑。一种远比艾滋病更让人恐惧的情绪在蔓延，这种情绪像石头压在心上，让她透不过气来。

人人像避瘟神一样躲着她。“以前，上我家的人可多了，现在人家都不来了。”李茹在佑安医院的人缘极好，完全可以印证她在村里的人际关系。

“小卖部不卖给我东西，到现在，哪怕买一瓶酱油也要跑上几公里，到邻村。”以前，在村子里摆了个水果摊，做点什么买卖，还能做下去，现在根本没人买了，只能跑远点儿，到邻村碰碰运气。可人家抄来抄去，生意也不好做。后来我就想在家里搞些蘑菇养殖，捎带着还能把家务活做了。又怕到时候没人来买，怕人家说这说那不敢吃。”不少维持生计的主意在李茹脑子里转悠了好几年，就是下不了决心。

“自己的手捂不住别人的嘴。他们不理我，我还可以自己生活，我就去更远的村做生意，那里不知道我得病。”李茹不到40岁，脸上的皱纹已经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