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体制后，“协和急诊女超人”于莺的私人诊所梦终于幻灭，她抱怨寸步难行。最后于莺选择了和一家民营医院合作开综合门诊。“实际上是在和自己较劲。很多人在这个过程中遍体鳞伤。而我呢？就是面前有很小一道门，到处都是刺，我胖，还非要挤过去，衣服破了，那就脱了还要往里挤。我觉得我一定能过这个门，没有理由过不去，一年过不去，两年一定过得去。”她如此讲述离开公立医院一年来的感受。（7月21日《新京报》） 
　　从北京协和医院离职后，于莺曾经畅想过自己期望的未来生活，在小区门口，开一个200平方米大小的诊所，找一个医生、一个护士，就为所在地区老百姓服务。但反复折腾将近一年时间，最后她依然没有实现自己自由执业、个体行医的梦想。 
　　于莺曾问：“哪个人大代表帮我反映一下，接受正规8年制医学教育的博士、在大型三甲医院工作12年的大夫，想通过正规途径办个诊所怎么那么难？”在这里，你阅读到的是一种悄无声息的“惩罚”。离开体制你会寸步难行，碰得遍体鳞伤，这也是很多医者的共同感受——申办个体诊所无门，晋升职称无望，没有带教机会。
　　几年前，有媒体曾刊登过《一个中国医生的法国来信》。这位在中西方卫生系统都工作过的同行提出一个观点，在中国，医生是深深地依附在他所属的医院的，各种法规和现实情况完全限制了医生的流动。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受到良好训练的医生不能从大医院流出。中国医生的流动被卡死，全国人民看病不得不去“协和”。他认为，把医生紧紧禁锢在其所属的医院是一个天大的笑话。但时至今日，即使鼓励社会办医、医师多点执业的利好政策一道道出台，这种局面也依然没有得到真正的改善。
　　为何？因为缺的不是政策，而是执行的态度。在医疗系统，因为管办不分离，卫生管理部门和公立医院依旧是老子和儿子的关系，医疗人才不流动，最大的既得利益者恰恰是这两个机构。这种利害关系，才导致了自由执业和个体行医的一次次遭遇玻璃门，无功而返，这正是体制外医生生存维艰的原因之一。 
　　作为曾经的公立医院医生，笔者比于莺早一年离开体制，这种遍体鳞伤的感觉我同样亲身体验过。在短短两年的时间里，笔者曾经换过4份工作，至今仍走在求职的路上。
　　尽管如此，但我们沮丧而不绝望。就像鲁迅先生曾经提到的那样，世上本没有路，走得人多了便有路了。世界上公认最好的医院——梅奥诊所，其前身就是一家私人诊所。笔者深信，个体的自我解放，社会的百花齐放、多姿多彩，是大势所趋，不可阻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