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眼到了1966年，我终于13岁了，正在家乡的一间学校上初中一年级。正是这一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了。从此，我失学了。几年后，学校复课闹“革命”，我却再也没有了上学的机会。每次去故乡小镇办事，听到学校里琅琅的读书声，心中只有羡慕和惆怅。读书是别人的事了，学校也是别人的了，我只有跟在牛尾巴后面和锄头、泥巴打交道的份了。那份酸涩的感受，竟使我不愿跨进母校去看看它的变化。15岁那年，父亲送我去邻乡一位很有些名气的医生家学医。记得那天是1968年的端午节，母亲用竹篮给我装上一块约两斤重的猪肉、两包饼干和一块灯芯绒布料，打发我去师父家朝节。离开家门时，年幼的弟妹们望着篮子里的饼干直吞口水。那年月，对于乡下的孩子来说，饼干是怎样诱人的美味啊！我真想从篮中拿出几块饼干给弟妹尝尝，可抬头望见父亲眼中射过来的严厉的目光，我读懂了父亲的心，便转身踏上了求师的路程。从此3年，白天，我出工、砍柴、喂猪、放牛；只有晚上，才捧起师父拿来的医书苦读。家中常常穷得连买煤油的钱也没有，我只能去山上砍来松节，对着松明的火光读书。3年里，我熟读了《伤寒论》、《内经》、《金匮要略》、《汤头歌括》、《新方八阵》等数十部医书，并慢慢地随着师父在乡间看病。师父叫熊沛球，那是一个极其智慧和善良的好人，在他的一生中，究竟治好过多少人的病，救过多少人的命，那自然是没人、也没法统计的。可惜他在58岁的那年过早地死去了。可以说，师父没有从我这个贫穷的徒弟身上得到过任何孝敬。很多年来，我都想找个机会去乡下，去师父的坟头上看看，去叩上几个响头！师父死在1972年正月。那是一个寒冷的、下雪的天。几十年过去了，也不知如今师父坟上的青草是否依旧？！

师父是个善良的人。对那些穷苦的乡邻，他常用自己调配的药方给他们治病，并不要他们的钱。这样，逢年过节，师父家便有着川流不息的乡亲们来送鸡、送蛋、送肉。每当这时，师父便显得坐立不安。可以说，师父不仅教会了我的医学，更教会了我怎样做人，尤其是怎样对待穷人。

岁月就这样在贫穷和苦难中一天天过去。到1971年夏天，我参加了工作，在故乡的一间极小的乡间医院当药剂员。那年，我正好18岁。8年后，我调到湘潭县卫生局，又6年，我奉调湖南省卫生厅。在参加工作的几十年里，我任过药剂员、防疫专干、医生、秘书、记者、编辑、作家。期间于1992年奉命创办湖南省第一家保健生活类杂志《康乐园》月刊，并出任常务副主编，主持杂志社的日常工作。

生命就在这日出日落间悄然走过。我领受过人间的冷暖炎凉，也感受过人生的喜怒哀乐。回首往事，渐悟生之不易。在一个人漫长而短暂的生命长旅中，你可以不去欺负别人，却并不意味着别人不会欺负你。就像一个驾车的司机，你可以小心翼翼不碰别人的车，却不知什么时候会有人在你的车屁股后面“砰”地撞上你。

记得认识一位女人，曾因傍上某位高官而臭名昭著。也因这肉体的贿赂而爬上了处座的交椅。得意时，卑鄙地暗算别人。却算来算去算到了自己的头上。前些年，她丈夫因间谍罪入狱。朋友们告诉我，我很为她可怜。啊，人生，善恶终有报。这报或在自己的一生，或在后一辈的一生。人还是善良一些好！至少，不要有意去害人。

让生命在充满善意的阳光下升华吧！

让岁月在问心无愧的安然中逝去吧！

人生一切的一切，如烟，如梦。何必多想，又何必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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